——纪念马松亭阿訇归真20周年
直气森森耻屈盘，铁衣生涩紫鳞干。
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雨寒。
苍藓静缘离石上，丝萝高附入云端。
报言帝室抡材者，便作明堂一柱看。
——宋·石延年《古松》诗
敬爱的马松亭阿訇已经归真整整20周年了。在我的心目中，马坚教授、马松亭阿訇始终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两座高山，令人仰止：马坚教授是中国穆斯林学者的一面旗帜，马松亭阿訇则是中国阿訇的一面旗帜。如今，我们纪念松亭阿訇，缅怀这位伟人，就是要向他学习，继承他的遗志，努力完成他的未竟事业，把我们的伊斯兰教事业推向前进，使各族穆斯林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
第一，爱国爱教的旗帜
马松亭阿訇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
1925年4月24日，成达师范学校在山东济南成立伊始，马松亭阿訇就将“促进回汉团结，培植回民国家意识”，确立为成达人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他依据孙中山先生关于唤起回族人民参加革命的指示鲜明地提出：“我们知道促进回、汉的团结，培植回民国家意识，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精神，使恢复以前在国家的地位，是怎样重要的事情!而唯一的方策，养成时代的、适用的回教阿衡师资，利用他的优越权威的地位，来领导他们，来完成这个使命，是我们夙夜匪懈的天职。成达师范学校就在这种信念下产生。”
成达师范学校的校名，取“成德达才”之意；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将“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培养回民爱国爱教意识，促进回、汉团结，作为其重要目的，提出了“教育兴教、宗教救国”的口号。因此，在其课程设置上推陈出新，确立了全新的“支配课程的原则”，要求学生“要养成直接阅读国文及发表能力”；“要对中国史地、外国史地有概括的认识”；“要对于公民法律常识有整个的认识，并特重公民道德意识之养成”。
受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清末民初我国回族穆斯林普遍存在着“争教不争国”的传统观念，一切言论概不涉及社会、民生和政治，甚至有很多人拒绝学习汉文书籍，认为读汉书即是“反教”，进而使回民大众与现代社会相脱节，严重地阻碍了回族人民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发展。针对这种现象，马松亭阿訇与一批社会贤达共同发起，在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新型的刊物《月华》，亲自担任代社长兼总务，聘请回族高级知识分子孙曜（幼铭）、赵斌（振武）担任主编和副主编。1929年11月5日，《月华》旬刊正式发行创刊号，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刊物的六大宗旨：“一、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二、介绍世界各地回民的消息；三、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与地位；四、解释回教新旧派别之误会；五、发达中国回民之国家观念；六、提倡中国回民之教育及生计。”并发表了王梦扬先生的论文《中国与回教》，以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论据，呼吁中国各族穆斯林与爱好和平的伊斯兰世界紧密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以求得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这个刊物的创刊，这样文章的发表，打破了以前我国伊斯兰教刊物只谈宗教教义的樊篱，扩大了穆斯林的视野，开阔了穆斯林的心胸，增强了回民群众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开创了回族穆斯林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先河。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华北告急。为了不当亡国奴，马松亭阿訇拒绝日伪威胁利诱，精心组织并带领成师全体师生在1938年初秘密迁往桂林，设校复课，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聘请著名的爱国人士到校宣讲抗日道理，提高师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师生抗战必胜的信心；他支持并组织师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画漫画、写标语、高唱抗日歌曲，为动员群众参加抗日爱国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9年2月，马松亭阿訇与唐柯三、孙燕翼、达浦生等一起致电正在埃及率团留学的庞士谦阿訇，要他们立即赴麦加朝觐，并在此期间积极开展对华北伪政权派遣的所谓“中国回教朝觐团”的斗争，粉碎日伪侵华政治宣传的阴谋；与此同时，他还与顾颉刚、冯友兰等爱国学者共同倡议，发表了《72教授抗日宣言》，为全民抗战大造舆论。为纪念“7·7”抗战两周年，他率领成师师生积极协助组织和参加广西回教救国协会举办的祈祷大会，组织桂林9坊教胞和成师师生1000多人参加，会议开始时他亲自恭诵《古兰经》首章，虔诚祈祷真主襄助我国抗战胜利，日本侵略军覆灭，在桂林穆斯林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积极的影响。
1939年5月4日，周恩来同志在桂林召开第三方面人士座谈会，马松亭阿訇应邀参加，认真聆听了周恩来的演讲，深受鼓舞，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依照中共“全民动员”、“坚持抗战”的指示，率领成师师生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组织抗日服务团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进步作家田汉、欧阳予倩发起举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时，松亭阿訇以河北某村的实情背景为题材，提请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函请老舍、宋之的创作编写四幕话剧《国家至上》，表达回汉人民携手抗日的决心，在桂林、重庆、成都、昆明、兰州、香港等地巡回演出，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1940年，中国军队经过浴血奋战，获得广西昆仑关大捷。消息传来，松亭阿訇及时组织成师、汉中、桂中等校师生成立慰问团，前往昆仑关慰问英勇抗日的战士们，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抗日热情与信心。与此同时，为充分表达对受伤抗日战士的尊重与慰问，他与桂林各界共同组织成立了“伤兵之友社”并当选为该社理事，组织成师师生为抗战受伤战士们踊跃捐款。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下文，将成达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免去唐柯三的校长职务，一改成师“三长教育”的教育方向。面对这种严峻形势，1942年，马松亭阿訇应重庆穆斯林群众之聘，担任重庆十八梯清真寺教长，并创办了伊斯兰经学研究班，邀请著名学者郭沫若、黄炎培、老舍、马寅初等大师级人物为师生作学术报告、形势报告，将爱国爱教、兴教救国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广大师生心中。1946年，在松亭阿訇主持下，《月华》在重庆复刊并开展“爱国爱教”的讨论，邀请王静斋阿訇著文阐释爱国与爱教的关系，对普及、提高广大穆斯林的思想认识起到积极的作用。
1952年，马松亭阿訇欣然接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并立即从香港返回北京，担任西单清真寺教长，积极参加赴朝慰问团，慰问与美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指战员。1953年以后，先后当选为中国回民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中国回民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此期间，年届花甲的马松亭阿訇再一次焕发了革命青春，积极投身于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中，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抗美援朝、回族文化发展、中国伊斯兰教育事业、新一代宗教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做出了积极、可贵的贡献。1957年后，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又横遭迫害，但他爱国爱教之志始终不渝，忍辱负重20余年，坚持“认主独一、知主公道”，始终相信党和人民，相信历史和正义。“四人帮”垮台后，马松亭冤案得以平反，他又以饱满乐观的积极态度参加各种爱国爱教的社会活动。1982年，《上海青年报》刊发了一篇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文章，激起上海及全国各族穆斯林的义愤，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的稳定与民族团结。年近九旬的马松亭大阿訇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飞赴上海，亲自做上海穆斯林的思想工作，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再立新功，为这位可敬老人家爱国爱教的一生再添一段佳话。
简要回顾马松亭阿訇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到，他的爱国与爱教情怀始终融合在一起，并且与热爱中华民族、热爱母亲民族紧密融合在一起，他将这种爱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融入每一件具体工作当中，从不间断地努力实践，并在实践中使这种爱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得到升华，成为自己自觉的行动。
第二，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旗帜
马松亭阿訇的一生是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一生。
众所周知，中国回族地区的经堂教育自明代胡登洲创办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宗教事业接班人，有其不可抹煞的可贵贡献。但是，这种旧式教育制度也确实存在着很多弊病，培养的海里凡只识阿拉伯文、波斯文，而不谙国文汉语，只会念经了事而不通一般社会知识和近现代科学文化，很难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种使中国伊斯兰教延续了千余年生命的旧经学教育，根本上说是一种“保守式的教育”，正如马松亭阿訇所指出的那样：旧式经堂教育，“课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至于社会常识、公民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族意识，无形的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显然的。基于这种认识，更坚定我们创办改良回教师范教育的信念。”
于是，1925年4月24日，马松亭等人克服了诸多困难，创建了成达师范学校，并于该年8月正式开课。
成达师范学校实行一种全新的伊斯兰教育制度：它一改旧经堂教育的组织形式，首先成立一个学校董事会，由穆华亭、唐柯三、马松亭、法静轩、朱蕴韬等12人组成，实行集体领导；由热心回民教育事业的回族官员唐柯三先生任校长，马松亭任总务主任并兼任阿拉伯文及宗教课程教员；先后延聘国内知名阿訇，如王静斋、张鸿韬、张子文、马自成、庞士谦等，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甚至聘请两位埃及教授来成达师范讲学，大大增强了教学力量，有利于学员学习视野的扩大和学习成绩的全面提高。
成达以造就健全师资、发扬伊斯兰教文化、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为目的，提出：遵照国家教育宗旨，“施行师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
以马松亭为代表的成达师范教育家们，着眼于经学教育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办学目标上，提出了培养伊斯兰组织之会长、清真寺之教长、普通回民学校之校长等“三长制”的教育体制，突破了传统的培养清真寺经师的单一体制；“在课程安排方面，采用了宗教、教育专业和社会科学三者穿插配合的方法。阿拉伯文是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的主要工具，学习一般科学文化离不开国文。因此，阿文（包括语法修辞）和国文（采用中等师范课本）两门贯穿六年整个学习过程。六年中，每一学期都设有伊斯兰教理论课程；一般科学知识，前三年学习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自然等普通初中课程，后三年着重学习教育专业知识，如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学校行政管理，此外还有簿记学和会计概论等。在教育训练方面，除仿照普通学校规定的各种制度、规则外，还按以往清真寺对待海里凡的办法严格要求学生，如每天按时礼拜，每年斋月按时封斋，并学习其他各项礼仪。”
南迁桂林后，他们继续坚持这种先进的教育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动师生走出校门，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深入清真寺，进行田野调研，将伊斯兰教的经学教育与时政教育、兴教救国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了成达人的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民众意识，认清了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的现状与发展方向，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
为利于优秀学员深造，使学员跟上时代发展，兼具世界眼光，与国际社会接轨，马松亭阿訇于1932年、1936年两次风尘仆仆，飞赴埃及，晋谒埃王福德一世及新王法鲁克一世、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佐瓦希理、木拉威先生等，宣传“发扬回教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之重要意义，蒙其允准，由埃及公费接受两批中国穆斯林学员至爱大深造，于是才有了1932年12月韩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等5位成师毕业生赴埃留学，才有了1938年成师教员庞士谦阿訇所率法鲁克留埃学生团的产生，才有了埃及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及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乐两位博士的来华授课。如果说，在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成达师范学校做出了积极的重大的贡献，那么，勇于创新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的马松亭大阿訇就是成就这一贡献的第一大功臣。
与成达师范教育同具重要意义的几件大事，一是创办富有时代精神的民族与宗教综合性刊物《月华》；一是成立成达出版部，印行伊斯兰教经书与学术著作，出版《成达文荟》；一是创建福德图书馆，征集中外文图书上万册；一是邀请教内外著名学者，如顾颉刚、韩儒林、冯友兰、张星烺、白寿彝等，以及成师学生定期发表专题学术演讲。这几件大事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这几件大事的完成，标志着成达师范成为近代回族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中心。马松亭阿訇的名字与这几件大事的顺利完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几件大事又无一不是革故鼎新、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结果。
显然，上述这一切工作，适应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需要，适应了抗战时期救国图存的需要，开阔了成达人的学术视野，深化了成达人的伊斯兰教学术水平，有利于对伊斯兰教真精神的学习与发扬，有利于伊斯兰教信仰的纯正与坚定，有利于中国伊斯兰教本身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对于培养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新一代回族穆斯林精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身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我们理应具有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勇气。如果在实际的工作、生活、学习中，只会依规画圆、准方作矩，“年年依样画葫芦”，不仅难以完成“代治者”的责任，而且会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门日益退化和衰败。过去如此，现在依然。马松亭阿訇那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我们须臾不可丢弃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与发扬。
第三、艰苦奋斗、包容厚德的旗帜
马松亭的一生是艰苦奋斗、包容厚德的一生。
重温成达师范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我们终于可以理解成达人之所以取得那样辉煌成就的奥秘：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果敢坚毅，坚忍不拔，正是成达精神的基本品格，而此种精神的养成与马松亭阿訇本人的艰苦奋斗、包容厚德等优良品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成达师范草创时期，困难之多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作为一个师范学校，原计划学生都应该起码是高小毕业生，然而当时整个济南市回民中，实际上读过高小的并没有几个人，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低不一，要在短短几年的艰苦环境中将他们迅速培养成合格的师范毕业生，谈何容易！学校的硬件设施也非常差，不仅校址狭隘，设施也极其简陋，生活特别艰苦，既无图书，也无教学仪器，学生的桌椅板凳破旧不堪，甚至用砖头垒成桌台上面再铺几块木板就是课桌；师生亲手将几块木板拼起、粘牢、刨平、刷黑就是黑板；学生们买不起课本，就把竹片削尖当笔，天天用它抄书写经；教学经费拮据，师生自己动手做饭，每日轮流值班，天天以粗粮、咸菜为主；晚上没有光源，只用昏暗的煤油灯照明自习；此外，还有师资缺乏、职员缺乏、课程难定等诸多困难。这些困难是全体成师人的，但在一定意义上说，更主要是压在学校总务主任兼阿拉伯文及宗教课程教员马松亭身上的。唐柯三时任济南道道尹，故他仅是名义上担任校长，实际上的主管人还是马松亭。因经济困难，马松亭不仅要主持教长职务及授课，还要担任校工的工作：摇铃、操作、厨师之一。阿文与宗教课虽一度有王静斋、张鸿韬阿訇任教，但王静斋阿訇仅教了半年即离开了济南，张鸿韬是济南清真西寺阿訇，教学任务主要由马松亭承担。面对这一系列困难，马松亭阿訇以惊人的毅力逐一化解，令成师逐渐立住了脚跟，各方面条件逐渐改善，其艰苦奋斗、包容厚德的可贵品质于此可见一斑。
马松亭阿訇是一位有着虔诚伊玛尼的大尔林，其品德修养极其深厚，令人叹为观止。我见过一篇当年的批判文章，其用词之恶毒、谎言之荒谬、是非之颠倒，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明明是爱国爱教的一生，却被说成是“叛族卖教，个人求荣，在反动的官场一味鬼混”的“反动历史”；明明是联合同志共创成师，为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却被说成是什么“不务本分，在济南大量结交地主、官僚、军阀、特务、汉奸，挂羊头卖狗肉，假借办教育的幌子，一步步爬上政治舞台”；明明是为发展我国伊斯兰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奔波劳碌、建立了卓越功勋，却被诬蔑为“与战犯勾搭紧密”、“与特务狼狈为奸”、“终日奔波劳碌于黄金贩子、大汉奸等官僚政客之间”；明明是一位人人敬之爱之的德高望重大阿訇，却被泼上一身污水，被诬蔑为是什么“野心勃勃，自吹自擂，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狂妄得不识天高地厚”，“不学无术”，“大言不惭地自封‘回民领袖’”，“炫耀自己，千方百计地贬低别人”，“颠倒黑白，造谣滋事，信口雌黄”，“唯恐天下不乱，妄图制造民族隔阂，排挤党与穆斯林群众的关系，要人们把中国共产党‘轰’开”，是一个“反动透顶的人”，嗅不出“一点阿洪的味道”。面对这些造谣诬蔑、污泥浊水，马松亭大阿訇坦然待之，默默地承受着，将其视为真主对自己的考验和特殊慈悯，不叫苦，不喊冤，不解释，不申辩，每天在家里完成着自己的宗教功修，按照经训的教导要求自己，经过20多年的忍辱负重，终于迎来了党和人民为他平反昭雪的明媚春天！尤为难得的是，在他复出后，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这位受尽冤屈、历尽磨难的老人对党、对社会、对曾批判过他的人有半句怨言；相反，却看到他再振雄风，为祖国与人民的各项事业呕心沥血、奔波劳碌。改革开放之初，就在上海将要发生影响社会稳定、民族失和事件的危险时刻，他挺身而出，以耄耋之年亲自飞沪，做维稳工作，为人民再立新功。这让我想起唐代刘禹锡参与永贞改革失败被贬为朗州刺史时撰写的那首《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事业受挫，双鬓飘霜，备受屈辱，却永不言弃，依然壮志凌云，雄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据说，在“官复原职”以后，有些当年对他落井下石的人也向他靠拢，跟他“套磁”，请他签名题词。马松老不念旧恶，予以满足，并不拒绝。这是何等开阔的胸襟、何等崇高的精神！“发虽千茎白，心犹一片丹。”有贤者说，人的胸怀全看其心，心若一潭清水，便能纳日月星辰，容量无限。马松老就是这样一位心胸无限开阔的人。他平和地对待人生荣辱，平和地对待挫折失败，平和地对待爱自己和曾经害自己的人，体现的是其人生的智慧、修养和境界。这是历经千般劫难之后的淡定，这是参透乱云飞渡之后的从容，这是悟彻荣辱成败之后的豁达，这是洞明是非曲直之后的聪慧，这是艰苦奋斗、包容厚德的正道，这是一位具有正信伊玛尼的老人家那永恒的璀璨夺目的生命之花！
马松亭大阿訇以他光辉的一生向我们揭示了伊斯兰教的真谛：用经训的精神武装自己，修养自己，升华自己，做一个爱国爱教、爱我中华的人，一个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人，一个艰苦奋斗、包容厚德的人。我们应该成为这样的人。
有位作家说：“正如人性中的善与恶相互并存一样，人性中的善与人性中的恶，都以不同的角度仲裁着历史。善良人眼中的光明或许就是恶人眼中的黑暗，恶人眼中的天使或许就是善良人眼中的魔鬼，历史也一直就在光明与黑暗、天使与魔鬼之间纠缠。好在，这个世界上，人性之善远多于人性之恶，正义总会战胜邪恶，不然人类社会也不会发展到今天。”信然！
纪念马松亭，学习马松亭！
2012年2月23日 初稿
2012年3月3日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