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民族教育家马松亭阿訇
莱希姆·马松亭阿訇1992年1月归真前,我曾和《中国穆斯林》编辑部的两位同志登门看望他,并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收藏他生前保存的珍贵册页。20年过去了,很多人和事悄然淡忘,然马阿訇的影像却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丰神秀逸,气宇轩昂,一生仗义,为伊斯兰教,为穆斯林,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而踔厉奋发,因而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和爱戴。
马松亭阿訇于1895年生于北京的一个回族穆斯林家庭,自幼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伊斯兰教经典。26岁后历任北京、河北、济南、重庆、香港、台北等地清真寺教长,曾出访埃及、沙特等国,两批选送25名中国学生到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同北平72教授联名发表《抗日宣言》,参与创立并主持成达师范和北平回教经学院工作,创办《月华》杂志和出版伊斯兰教经籍,著有《回教与人生》等。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派人邀请马松亭阿訇回国。曾历任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和名誉院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副会长等职,为全国政协第二、五、六、七届委员。1957年,马阿訇被错划为右派,成为少数民族六大右派(龙云、黄现璠、欧百川、王毅斋、马松亭、向达)之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阿訇多年屈抑得到昭雪,晚年为《中国穆斯林》杂志撰写发表有《古兰经要义》等重要文稿。
1988年晚秋的一天上午,风和日丽。我和《中国穆斯林》编辑部的马彬隆老师到马松亭阿訇家,给他送文件和中国伊协印制的庞士谦著《埃及九年》。当时,马阿訇住在月坛附近的一幢居民楼里,面积不大,陈设简单,最醒目的就是书橱和一张竹子图。马阿訇招呼我们坐下,像一家人似地指着地上的暖瓶,乐呵呵地说:“那里有开水,自己倒着喝。”此时,他虽已93岁的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说话条理,特别是记忆力超群。
睹物思情。马松亭阿訇戴上眼镜,一边翻阅着《埃及九年》,一边回忆说:“1925年,我曾受聘于济南西关清真寺,俗称穆家车门清真寺当教长。当时济南正在掀起反帝怒潮,寺里的乡老穆华亭、法静轩等朵斯提(教友)同我探讨穆斯林的出路。我提出自己的想法说,时势推移,各族竞进,苟不吸收时代新知,必将事事落后而无以图存。图存之道,首在教育,当务之急是造就一批既有阿文经学学识,又通汉文和各科时代知识的开明师资,进而培养新人,增进全民族的知识和技能。”为此,马阿訇倡议创办一所专门培养穆斯林师资的学校。
马松亭阿訇的想法和倡议,得到时任山东路政局总办、济南道尹唐柯三先生的支持。唐先生出生于回族簪缨世家,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识湛深,素具宏扬民族文化教育之伟愿。曾与义结金兰的安镜铭先生创办牛街清真小学堂、在老家山东皱县创办唐氏回民小学。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济南成达师范学校”在穆家车门清真寺挂牌成立。所谓“成达”,是取“成德达材”之义,旨在培育品德高尚、知识丰富、开拓进取的新一代师资。
济南成达师范学校由唐柯三先生任校长、马松亭阿訇主持教务,学制6年。课程有阿拉伯语、《古兰经》、圣训、教史、教法及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史地等。1928年,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其在华利益,支持北方军阀、阻止北伐军而出兵占领济南。为谋求学校生存和发展,马阿訇返回北平,在中国回教俱进会,特别是时任航空督办马福祥的赞助下,借用东四牌楼清真寺后院平房20余间,于1929年将济南成达师范迁来北平,改名为北平成达师范学校。
为利于优秀学员深造,马阿訇分别于1933年和1936年两次赴埃及,晋谒埃及国王福耶德一世、新王法鲁克一世、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佐瓦希理、穆拉威先生等,宣传华夏文明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阐述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沟通的重要意义。承蒙国王允准,由埃及公费接受两批25名中国穆斯林学员到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同时派穆尔达理、易卜拉欣两位学识丰富的埃及教授来成达师范讲学。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成达师范一度成为北平学者抗日活动的集散地。正是在这里,有国学大师顾颉刚、冯友兰等发起联络签名,发表了著名的72教授《抗日宣言》。嗣后,马松亭阿訇因操劳于抗战活动,遂于1938年选派时任成达师范训育主任,兼授阿拉伯语课程的庞士谦教授率“中国法鲁克留埃学生团”赴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并任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爱资哈尔大学中国文化讲座讲师。
在穆斯林教育实践中,马松亭阿訇提出了著名的 “三长教育”观。1930年,马阿訇在《月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吾们所说的师范教育是三长教育,就是‘教长、会长、校长’。同时,我们理想中的阿衡也就是这样三长兼备的阿衡。”所谓教长,就是一方穆斯林的宗教领袖,不仅要提高自己的宗教操守,而且要目光远大,做好一方穆斯林的表率,以自身的言行影响教民;所谓会长,就是要培养阿訇的组织能力,在宗教团体中发挥协调作用,会处理分歧,会解决问题,使穆斯林消除分裂而紧密团结起来;所谓校长,就是要学深识广,不仅能讲授伊斯兰教教义,而且注重教授汉文化和各科时代知识,进而实现“造就健全的师资,增进穆斯林对于国家的效能。”
三长教育观引起诸多国学大师的关注和赞赏。1999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下班后顺路到报国寺旧货市场逛时,突然发现一本由马松亭阿訇题签的册页。我顾不得同书贩还价,他要30元我就给了30元。回到家里,我打开册页一看,啊!这竟然是一本民国时期32位著名大师、教授、学者和阿訇为马阿訇所作的文稿、诗词、题词等。其中蔡元培先生的题词是“兼爱尚同”;胡适先生的题词是“有教无类”;冯友兰先生的题词是“阐扬教道”;马坚先生的题词是“难后必易”。
白寿彝先生引用波斯的典故曰:“中世纪的大食波斯锦,每一批锦须用二十騪骆驼共同负担。现阶段宗教的教育担子,不只如一批锦样地重。望阿衡西行之力超越二十騪骆驼,负重前行。”
纳忠先生于1931至1940年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曾两次接送马松亭阿訇。他在用楷书写给马阿訇的信中说:“松亭阿訇以复兴圣教为己任,兴教育、办成达,抱坚毅之志,具必成之心,任劳任怨,彻始彻终,使成达风雨飘摇之中成绩斐然,创时代之记录”。
顾颉刚先生与马松亭阿訇在共赴国难中结为莫逆之交。他在送马阿訇率团到埃及时,竟一口气赋诗四首。其中一首曰:桃李盈蹊别样妍,春风亚岭更临川;可兰灼灼灵光转,留与中华结善缘。
翁文灏先生亦赋诗曰:东西文物汇中华,精义可兰萃一家;卓绝清真忠贞气,陶镕后辈最堪夸。西行聘访赴开罗,古教文明共足多;旧命维新思往绩,自强不息导先河。
曾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日报》董事长等职的陶希圣先生,专门就宗教问题撰文请马松亭阿訇“鉴之”。他在文中说:“唐以前中国人富于宗教的冲动,宋以后渐渐把宗教的特色消灭下去。由一方面说,固然可以自慰,因为没有剧烈的宗教战争;由另一方面说,人生像是太冷淡太散漫了。今见回教信者的团结,艰苦肃穆的组织及礼仪,不觉起敬。”
数十位国学大师笔走龙蛇,欣然为马松亭阿訇作文、作诗、作赋,我想这种情形不惟在穆斯林范围,即使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亦鲜有所见。但马阿訇谦恭仁厚地说,松亭松亭,松间之亭。松是一片深浓的绿色,这是穆斯林最喜爱的颜色;松间之亭是给绿色中的人们以休养生息之处,使身心得以滋补。他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写于册页的“谨白”曰:“夫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伏维邦人君子,社会贤达,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方可见中国回民摆脱愚贫之桎梏,同跻于平等自由之地位,进而促进全人类之康乐和平”。
先知穆罕默德曰:“万般功干,全凭举意;人之所得,乃其心之所求。”愿我们继承马松亭阿訇遗志,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热潮中,不断开拓进取,使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