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到中国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穆斯林人口已有两千多万。在多民族的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十个兄弟民族。他们同中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劳动、生活、斗争和建设，对祖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发展我国同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国家人民及穆斯林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曾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他的继承者遵从了这条训示，派外交代表到中国来。早在公元651年8月25日，即希吉来31年1月2日，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的第一个世界到达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朝见了当朝的皇帝，搭起了中阿两国的友谊桥梁。从七世纪开始，阿拉伯的穆斯林就沿着传说中的海、陆交通路线到达中国，主要是进行交易。海路是由波斯湾到马纳尔湾经孟加拉湾到马六甲海峡之我国南海而到达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和长安，陆路是经由波斯及阿富汗，到达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再到长安。在这些穆斯林中，有一些中国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这样伊斯兰教在中国逐渐传播并发展起来。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悠久岁月里，中国穆斯林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追求学问的精神和学术上的成就，是应当首先阐述的。
中国穆斯林研究介绍了外国穆斯林的学问，特别是医药学、数学、天文学和历法。他们介绍的药物、方剂以及关于他们的性能和效用的记述，见于医药书典者，占有相当数量。十二世纪成书的《证类本草》和十六世纪成书的《本草纲目》都有这方面的大量记载。中国穆斯林利用了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学知识以帮助窥测天象。十三世纪，元朝设有《回回司天监》专门机构，负责观察、研究天象、制定历法。1267年穆斯林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叙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视象等七种天文仪器，后来他们又制定了《万年历》。从十三世纪中叶起希吉来一直成为中国制定历法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在我国延续了四百多年。1382年，马沙亦黑奉命译历法、经纬度、天文诸书，颇受明代朝廷的重视。数学是天文学的基础，回回历传入中国的时候，阿拉伯的数字典籍如《撒唯那·罕答西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等亦同时传入中国。这在元代《秘书监志》中是有记载的。中国穆斯林所以在元明两代天文、数理人才辈出，是和阿拉伯数字的传入有着直接关系的。
中国穆斯林在建筑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卓越的才能。为了举行宗教仪式的方便，最早在长安、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区建立了清真寺。十四世纪初，阿老丁在杭州创建的真教寺，曾为当时来华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索所称赞，该寺几经重修，至今犹存。亦黑迭尔丁是个大建筑家，他于元年至元三年奉命规划元代大都宫阙的建筑，今天我国首都北京的故宫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各族穆斯林善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并学习兄弟民族的文化。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音乐、舞蹈，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称作“花儿”的歌唱，是中国文化中鲜艳的花朵。十一世纪70年代穆斯林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写成的长达13，290行的叙事诗《福乐智慧》和长期流传在维吾尔民间，包括340首歌曲的《十二木卡姆》，都是中国文学的巨作。叙事史诗《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优美民间文学的代表作。在十三、四世纪时，高克恭(?—1310)善画山水，写林峦烟雨，能治各名家之长而独造新境;所绘墨竹为一代的精品。萨都刺(约1300—1360)的诗以清新俊逸见称，所在吟咏，传诵一时。此外，瞻思(1278—1351)作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写出了丰富的著作，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水利工程，无不究心。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穆斯林不断出现诗人、文学家和画家。穆斯林画家改琦(1774—1829)工画人物，尤长兰竹小品。伯笃鲁丁、买闾、丁鹤年、金大车、金大舆、闪继迪、马世俊、赛屿等，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十六世纪的学者李贽(1527—1602)。他是一个著作繁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对当时尊奉的某些封建思想和封建的社会秩序，进行了大胆的批评，揭露了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危害。他的学术成就一直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解放后，他的代表作《藏书》、《焚书》、《续焚书》，都已刊行了新版本。
中国穆斯林的学术兴趣是广泛的。他们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并不断做过心的贡献，丰富了祖国的文化。
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思想的学习，一向都是用口头传授的方法。十六世纪末，在陕西的清真寺建立了经堂教育制度，在寺内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由阿訇传习经典。他们学习《古兰经》、《穆罕默德言行录》、《伊斯兰教教法》、《伊斯兰哲学》等。为了掌握这些经典，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是他们必修的课程。这种制度由陕西逐渐推广到全国穆斯林各个聚居的地区。从十七世纪起，中国穆斯林一方面采用中国古典著作的形式写出宗教的著作，另一方面也开始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论述译成中文。一些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王岱舆(约1560—1660间)是第一个刊行了中文著作的人。他写的《希真正答》是一部将伊斯兰教思想基本知识的书，辨析解答当事人对伊斯兰教的疑难。这部书曾刊行了多种版本，流传较广。此外，他还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等讲伊斯兰教哲学和教法的书。
继王岱舆之后，郁速馥·马注(1640—1711?)于公元1682年写成了《清真指南》十卷。刘智(约1655—1745间)写了《天方性理》六卷、《天方典礼》廿卷、《天方至圣实录》廿卷等，都经刊行流传。刘智是一位多产翻译、著作家，前后完成译述的数量很多。
马德新(1794—1874)是一位博学的著作家和经师。他一方面在寺院讲学授徒，一方面从事翻译、写作。编译有《四点要会》、《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礼法启爱》等。他的写作内容是多方面的，在已刊行的卅多种著作中，有写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有写天文、地理的，也有写阿拉伯语法、修辞学的;由个人独立写作的，有跟别人和写的，也有根据王岱舆等人的著作而加以删定的;有用中文写的，有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写的，也有一书而用两种文字去写的。这个学者还曾把《古兰经》译成汉文，不过只出五卷就去世了。
这四个人是清代最有名的四大伊斯兰著作家。此外，还有张君时(约1567—1657)，译著有《归真总义》和《四篇要道》。伍尊契(1698—1698间)于1672年译出《修真蒙引》。清末云南回民起义军首领苏来曼·杜文秀(1828—1827)，曾于1862年出版了在中国第一次用木板印刷的《古兰经》。十九世纪末，马联元(1841—1903)编印了用中文跟阿拉伯文对照的《古兰经》选本，还编出了经堂上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译本。
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教思想著作表现了他们刻苦钻研和善于吸取他人长处的优点，这曾有助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伊斯兰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和保安族，善于同其他兄弟民族合作，他们和汉族、蒙古族、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一起，交流生产经验，改进生产工具，合理开荒，兴修水利，共同发展了西北各地区的农牧业。
在西北，他们开垦了新疆的天山南北、河西走廊、宁夏和甘肃、陕西的部分地区;在西南，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公元1274—1279年的六年间，云南垦田就达二十万亩。与此同时，他们又进行着规模宏大的水利建设劳动。新疆是我国最大的干旱地区，多年以来，各族穆斯林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经过勤奋的工作，至十九世纪末，新疆的水利灌溉几遍于南北路各域。据《新疆图志·沟渠志》所载，干渠九百四十四条、支渠三千三百零三条，灌溉田亩数达一千一百一十九万亩。解放以来，新疆水利建设的规模亘古未有，已建成几百条大的渠系和几百座各种类型的水库，发展了井灌，改建了坎儿井灌区，有的河流已初步完成了流域的开发治理。遍布宁夏地区的沟渠系统，也是首先由汉人创始，后来在回族的合作下，不断发展以至成为今日的规模。
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哈萨克族穆斯林，为发展我国的牧业生产和毛纺织工业、制革工业，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穆斯林经营的手工业、商业、运输业，也同样根全国各族人民学习并取得经常的合作和联系。
在中国政治史上，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穆斯林人物，赛典赤·瞻思丁(1211—1279)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他先后任陕西和云南行政长官，到处建立屯田制度，办学校，建筑清真寺，修山路桥架，开辟驿站，并在云南兴建水利，传入新的作物品种、宣传先进生产技术，整理了水利工程，发展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由于他成绩卓著，公正廉明，一直为云南人民所称道。他的儿子纳速刺丁(?—1292)和忽辛(?—1310)，和上文提到的画家高克恭、著作家瞻思，也都是著名的政治家。在他们之后，还有历史上被称为“清官”的明代回人海瑞(1514—1587)。他在南京任官期间，曾组织农民抗灾，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地主豪强，恢复发展生产，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他的事迹，至今仍在民间传颂。
在另一方面，中国穆斯林群众曾进行多次反封建的大规模的斗争。在十四世纪中叶和十七世纪前叶的两次全国性农民起义中，回族穆斯林跟汉族人民及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先后推倒了元、明亮潮的封建政权。十九世纪中叶，在西南有由回族发动并联合汉族和彝、苗、白等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封建起义，在西北先后有回族、维吾尔族发动并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封建起义。这两次起义都发展到广大的地区，并且都历时十余年之久。它们实际上是当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支流，他们的发动和失败都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其中云南回族苏来曼·杜文秀领导的回、汉、彝各族人民包括农民和矿工的反封建联合起义，占领了五十三座城镇，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革命，沉重的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中国穆斯林跟全国人民一起，曾经不懈地参加反侵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穆斯林将军马福禄先后在天津附近和北京城上对敌进行顽强的斗争，最后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各族穆斯林奋起抗战，积极支援前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分别建立了穆斯林的组织和武装。在北京迤南，马本斋(1901—1944)领导的回民支队，在五年之内与敌人作战一百数十次，严重打击了这一地区的敌人。这个支队得到了“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称号。马本斋的母亲不幸陷入敌手，敌人妄想利用她去劝说儿子投降，但她大义凛然、蔑视敌人的一切威胁利诱，不屈而死。朱德总司令称许他们是“汉回各族模范”、“母子两代英雄”。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大革命活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大陆的解放，中国穆斯林都参加了。1919年，杰出的回族女战士郭隆真曾同周总理在天津共同发起组织“觉悟社”，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民族，于1944—1949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建立了以阿哈买提江·哈斯木(1914—1949)为首的革命政权和武装部队，集中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反动势力，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在全国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促使新疆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
“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中国穆斯林认为，发展生产，建设祖国;反对封建压迫，反抗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是光荣的历史传统，使每个穆斯林应尽的职责。
中国穆斯林同亚非各国穆斯林，历史上具有深厚的友谊，在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和贸易发展方面，中外穆斯林都曾有过积极的贡献。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的交通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提到;路陆也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海路方面，自七世纪后叶到十五世纪末，中国沿海港口及接近海港的地区，如广州、泉州、福州、明州、扬州等地，经常接待来自各国穆斯林和少数的伊斯兰教学者、旅行家。在贸易最盛行的时候，一个港口上曾居留过数千以至数万外国穆斯林商人。同时，中国商人，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也到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各地进行贸易。公元八、九世纪间，巴格达城中，有专门销售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的“中国市场”。同样在中国长安、广州、扬州等地，也有专门销售阿拉伯、波斯商品的市场。十四世纪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述阿拉伯人在广州的情况时说，广州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世界上最优美的市场”。他访问泉州后，称泉州为“世界贸易中心”。他还说阿拉伯人从广州、泉州收集瓷器、宝石……运往印度、也门。在长达八、九个世纪内，从外国运销中国的货物有香料、药材、蔗糖、吉贝、象牙、犀角、珊瑚、珍珠、琥珀。中国外销的货物有丝绸、锦、绫、绢及其他丝绸织品和茶、瓷器、漆器、金银器皿、麝香、药材等。中国人的重要发明，包括造纸术、罗盘针、火药，也都经过穆斯林的介绍，传播到欧洲各国。
阿拉伯旅行家访问过中国并写下了旅行记者，代不乏人。公元九世纪中叶，有名为“苏来曼”的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航海东行，经印孟巴次大陆到达中国访问，归国后撰为纪行，完成于公元851年，书名《历史的锁链》。稍后，又有一名叫艾布·宰德·阿桑者加以增补。这是阿拉伯人根据自己的见闻，记载有关中国情况的最早的一部游记，十四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索，从北非到达中国。在中国访问过北京、泉州、广州等地，所到之处都有记载。他在游记中，谈到在中国看到许多非洲的穆斯林商人。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风土、人物、贸易、工艺以及山川、地理都作了一些记述。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七下西洋”、世界闻名的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他是云南的回族穆斯林，本姓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到过麦加“朝觐”。公元1405年，他奉明政府的命令，率领一支由六十二艘每艘长44丈，宽18丈的航船，有二万七千八百人组成的庞大舰队，远行西洋。以后又先后屡次航海，从1405年到1433年的二十八年中，出海七次，访问亚非三十五个国家。他是航行到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的第一人，比西方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早半世纪以上，他的航队不仅规模大，且船只之多，都超过西方航海家二十倍，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
郑和的舰队曾访问许多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如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孟巴次大陆、伊朗、马尔代夫群岛、阿拉伯半岛的佐法尔、亚丁、吉达、麦加并进入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到达了东非海岸的卜刺哇、竹步、摩加迪沙、马林等地。并在第七次航行中派人到麦加朝觐。加强了我国与亚非各国人民和穆斯林的友好联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中外交通的发展。郑和的随从者马欢、费信和巩珍，根据他们的亲历，分别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他们的这些著作已成为研究当时的亚非各国和中国与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