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浦生，讳凤轩，经名奴尔·穆罕默德。1874年农历四月初十出生于江苏省六合县南门外澄清坊一个阿訇世家。他一生从事伊斯兰教的教育事业，在民族独立和反帝爱国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内地回族穆斯林中享有盛誉的四大阿訇之一。
一、以回民教育为己任
达浦生家境清贫，却从小聪慧好学。7岁入蒙馆学汉字，10岁后在六合南寺义学读阿文。17岁时到南京常巷清真寺义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国民情激愤。20岁的达浦生血气方刚，一腔壮志，决计离家赴北京。到京后，经同乡引见，拜会了牛街礼拜寺大伊玛目王宽，投入王氏门下当哈里发。王阿訇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向以提倡新型伊斯兰教育著称，而达浦生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对新事物十分敏感，因此师生之间心气相通，感情弥笃。经过两年的刻苦攻读，22岁的达浦生就在牛街礼拜寺正式挂帐穿衣，做了伊玛目，开始了自己的教职生涯。
1898年，北京发生“戊戌变法”，年轻的达阿訇深受新思潮和教育改革理念的启迪，原来思想上革新回民教育的朦胧意识升华为坚定的信念。1899年，他返回故里任伊玛目，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创办了广益小学。这是达浦生步入社会后所做的第一件革新事业，就让他领略到了革新的艰辛与不易。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六合城内创办了一所广益小学，……这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件事业。当时回民是习于保守的，要他们接受新事物，自然要经过许多艰苦的奋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奋斗，耐心说服顽固的守旧分子，不顾一切的勇于任事而没有被斥为反教门，真是多么不易哟!”
1905年，达阿訇再赴北京，任牛街礼拜寺代伊玛目。1907年，他的恩师王宽阿訇创办牛街礼拜寺回文师范学堂，聘请达浦生担任校长，此为开创我国现代伊斯兰学校之始。随后，他又任北京笤帚胡同礼拜寺伊玛目。
辛亥革命的胜利震撼了宁静的经堂生活，也带给了达阿訇新的人生机遇。1912年，达阿訇受甘肃提学使马邻翼之聘，任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一干就是6年。他在1951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整整六年，我在风沙冰雪中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和宁夏、青海等数十处，到处演讲教育的重要，提倡成立回民小学。他身体力行，在兰州创办了南关回民小学。在他的影响下，甘肃先后办起了一批回民学校。他还在各地礼拜寺布道讲学，为排解教派、家族纠葛积极奔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918年，达阿訇借回乡奔丧之机，辞去了劝学所所长职务，回到六合再度开拓回民教育事业。
1921年至1928年，达阿訇应上海一批热心于宗教和回民教育的回族商绅的邀请，赴南洋群岛等地开展贸易，并考察伊斯兰教育。在此期间，他遍游南洋各埠，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学习。这次出国考察坚定了他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意念，也为他日后自费出国宣传抗日打下了基础。
1928年从海外归来后，达阿訇立即投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和“中国回教公会”的筹建工作。他被推举为“上海伊校”校长。该校创办的目的，不单纯是培养阿訇，而是要造就一批从事伊斯兰教育事业的师资和研究伊斯兰学术的高级人才，故课程设置上强调“四文”教育：中文、阿文、波斯文和英文，并设数学、地理、历史、教育学、政治学、哲学、体育等课程。该校不拘于只讲宗教课的传统，十分重视阿文口语和语言写作教学，使学生能适应未来出国深造和从事国际伊斯兰文化交流的重任。该校共培养了3届学生，并先后派出两批学生赴埃及留学，造就了一批伊斯兰学者。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被迫停办。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宴请宗教界知名人士，席间与达浦生大阿訇(左一)亲切交谈
1938年，达阿訇自费出国宣传抗日回到汉口后，在难民收容所见到一批失学的回族青年，感到自己有责任继续完成回民教育之重任。于是决定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他对当时的政府官员说：“六十老人无所求，平生以回民教育为己任，今后将为在大后方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而竭尽全力。”迫于当时形势，当局拨给他办学经费，以褒奖他自费出国宣传抗日之功。阿訇于当年10月到达西安，于次年选定在甘肃平凉建校，并改名为“平凉陇东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延请名人任教，还特意到八路军办事处聘请政治教员。由于这所学校聘用了一批思想先进的教师，他们在学生中积极宣传抗日和革命主张，并利用寒暑假，组成宣传队，赴陇南各县向群众展开宣传活动，影响很大，从而培养了一批有爱国思想、民族意识和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回族人才。这种进步气氛当然为反动当局所不容，千方百计施加压力。事务的劳顿和事业的挫折，终使老人染病卧床，当局借机逼他辞去了校长职务，并改组了学校。至此，该校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办学思想。
达阿訇从小就生活在回民之中，个人事业与伊斯兰教连在一起，他感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多赖于习俗之延续和各教坊清真寺阿訇讲述教义、教律。既没有一部理想的《古兰经》汉译本，更缺乏一套适合中国广大穆民阅读的汉语著作，以系统、全面阐述伊斯兰教的沿革及教义的真谛。所以，他中年时就立志要写一部学术著作。69岁时，他居住在宝鸡一个小山村，潜心著作《中国伊斯兰六书》以实现这一心愿。1945年抗战胜利后，达阿訇回到南京，又迁居上海，其间仍孜孜不倦，竭尽全力完成了长达30万字的专著——《伊斯兰六书》，被人誉为“汇通中阿，润物无声”的伊斯兰学术力作。去年，这部著作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二、自费出洋 宣传抗战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成千上万的百姓无家可归。达阿訇积极奔走，筹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难民收容所和太仓路回民难民收容所，为教胞筹募粮食、衣被及生活必需品，挽救了许多同胞的生命。
这一时期，他从国外朋友的来信中得知，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就陆续派遣浪人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活动，颠倒是非，欺骗这些国家的人民。而我国对这些国家连一张阿拉伯文的传单都没有。于是，在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驱使下，达阿訇决定自费出国，远赴埃及、印度等国，以自己的声望和热忱，宣传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揭穿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与谎言，争取这些国家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
他筹借了一千大洋，于1937年12月29日，只身出国。首先到达埃及，适逢年轻国王结婚盛典，各国穆斯林云集，为宣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国王接见他，了解我国的情况时，他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恋，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的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埃及国王对此回答深感欣慰，他笑容满面地说：“那很好，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
1938年2月3日，达阿訇在埃及适遇中国“近东访问团”，即共同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世界回教大会”，与会代表和群众有15万人。达阿訇和其他代表一起揭露日军侵华罪行。还与3名自称伊斯兰教徒的日本浪人舌战，使其当众出丑。他在埃及用了3个月的时间，撰写了一本一百多页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历述60年来日本侵华的史实及近年来日帝的侵华罪行，以及中国穆斯林积极参加抗战的事迹。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兄弟给日帝以舆论上的谴责及经济上的制裁。此书在中国留埃学生部之鼎力协助下，翻译成阿文，先刊登在埃及《金字塔》报，引起埃及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后又分发给各伊斯兰教国家及宣传部门。
6月8日，达阿訇抵达印度，在那里他作了9次演讲，听讲的印度穆民有1万多人。他还会见了后来被誉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穆罕默德·真纳。真纳表示：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不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对印度各民族获得自由幸福的援助，所以印度的各民族将尽力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穆罕默德·真纳还将《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翻译发表，并在印度穆民中募集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
20世纪50年代，包尔汉•沙希迪、达浦生(左二)接待来华访问的也门总统穆夫提扎巴拉长老
达阿訇此次自费出国宣传抗日，使日本人坐立不安，匆匆将东京1所佛寺改成清真寺，还扬言“天皇也将信伊斯兰教”。在1938年5月举行礼拜寺建成典礼时，埃及由于从达阿訇的宣传中了解了真相，没有派代表参加。阿訇在印度宣传抗日时，孟买各界印制了多面中、印联合小国旗，由青年学生出售，为中国募捐，竟有以巨款买一小旗者，足见印度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感人精神，也说明了达阿訇在国外宣传的良好效果。
达阿訇在海外风尘仆仆奔走了8个月，带着世界各地穆斯林兄弟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支持，于1938年8月回到香港。当时国内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气氛强烈，当局派专人赴香港将他接到汉口。“中国回民救国会”举行欢迎茶会，中国共产党举办的《新华日报》8月8日发表了《上海回教长达浦生欢迎会》的消息，10月3日又以《达浦生先生访问记》的长文专题报道了阿訇出访宣传抗日的成就和意义。文中说道：达先生深信，抗战必生，不抗战必死，惟有全民族团结起来血战，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警语。而且，他曾经以行动为他的理想作过回答了。
三、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1949年，达浦生阿訇以75岁高龄，在上海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不久，上海市委统战部就把居住在南京的老阿訇请去，转达了中央的指示，请他赴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建工作。老人闻讯十分振奋，欣然北上。1952年，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赴赫尔辛基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接着，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朝觐团团长，率团前往麦加朝觐，因故只达巴基斯坦即中途返国。1953年，参与发起筹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同年被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并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4年起，先后担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江苏省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他担任院长。同年又率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赴麦加朝觐，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关注。他还顺访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在新德里欢迎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并作为中国的大教长领了拜，获得极大荣誉。期间，曾有一个国民党驻外机构人员，以“学生”名义，叙“师生情谊”为借口，多次接近达阿訇，企图用荣华富贵拉拢他，遭到阿訇义正词严的驳斥。1955年他以周恩来总理顾问的身份，随团抵达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其时他已82岁高龄，周总理对他关怀备至，在飞机上将自己的床位让给达老休息，老人深受感动。同年，他又作为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访问了印尼，受到热烈欢迎，苏加诺总统接见了他。随后又去埃及访问，纳赛尔总统接见他时，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就是随周恩来先生参加万隆会议的那位穆斯林顾问吗?离别时，还送给老人一部精装《古兰经》，并在扉页上亲笔签名。老人还曾以中叙(利亚)友好协会会长身份访问了大马士革。
作为著名的宗教界人士，达浦生大阿訇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多次接见。1957年国庆，毛泽东主席与他同登天安门城楼。主席风趣地问：“先生有何健身妙术，如此老当益壮?”达阿訇笑答：“每日五次功课，数十年总不间断。”毛主席欣然大笑。
1965年6月21 日，达浦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国家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都作了报道。根据达阿訇生前遗愿，他的遗体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
(作者单位为《江苏民族宗教》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