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是个很大的论题。国内的阿訇、经师、学者，从事伊斯兰教著述的，不仅有汉文的，还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维吾尔文的作品，这里仅涉及汉文方面的伊斯兰教著述，下面简称为汉文著述。
一、汉文著述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伊斯兰教于7世纪初创立后，有个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到宗教体制定型的过程。①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苏菲主义具有宣教布道的特点。其后来华的苏菲传教士把苏菲神秘主义引入中国。它在中国吸引了一部分信众、阿訇、经师和学者的关注，使得它的影响在汉文著述中有所反映。
伊斯兰教于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由于伊斯兰教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分散地输入中国，这就决定了它从传入到大致定型，也有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国人对伊斯兰教了解由不多到有所了解的过程。
就汉文表述伊斯兰教的行文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书籍形式的作品。这包括正史、典籍、类书、方志等。在《旧唐书》中，已记载大食国派使节来华，其中谈到其国已有34年，经历三任君王。
杜佑的《通典》有杜环的“经行记”②。宋代有关伊斯兰教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③
早年的作者，可能主要是非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教了解甚少，写作的语词大多以佛教的来比附伊斯兰教。
第二类汉文记载，则是清真寺院内的对联、中堂、碑铭。元代福建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有：“其教以万物本乎天，天一理无可象(像——引者注)，故事天至虔，而无像设。每岁斋戒一月，更衣沐浴……日西向拜天，净心诵经。经本天人所授，三十藏计一百三十四部，分六千六百四十六卷，旨义渊微，以至公无私、正心修善为表，以祝圣化民同急解厄为事。”④
但有的文铭仍不能完全正确地反映伊斯兰教的有关礼仪，说法有误。⑤有的碑文以佛教的达磨譬喻伊斯兰教的信仰。⑥有的碑文不乏迷信色彩。⑦有的碑文以“天”称谓真主，或以“事天”“拜天”表述其信仰。⑧
就碑文作者而言，可能更多的是不了解伊斯兰教的非穆斯林，从而表述伊斯兰的行文有所欠缺、失误。
由于一些文字作品或是碑铭对伊斯兰教认识欠缺而有误解，使得穆斯林知识界意识到有必要撰文为之补正，从而促使汉文著述的兴起和发展。
大致到明末时，伊斯兰教界的知识阶层已经成长起来。就这一阶层而言，主要是两类人，一是有家学基础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幼受到宗教教育，其中一些人成为阿訇、经师;二是受到儒学教育，之后又接受经堂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两类人学成后大多数任阿訇、经师，有的成为学者。
就教内的知识阶层而言，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已极其清晰。⑨明嘉靖七年(1528)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陈思撰写的《来复铭》，已言及伊斯兰教信仰。⑩咸阳的胡登洲(1522—1597年)倡建经堂教育，推动了汉文著述的兴起。经堂教育有13到14种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读本，其中，苏菲主义著作占有1/3，这对其后汉文著述的内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明朝进士、曾在户部任职的詹应鹏(约1572—约1653年)，在《群书汇辑释疑》(失传)的“跋”中：“志云：‘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无像诚是也，第以为‘天’则非也。盖所事者，宰乎天地万物之主;惟主，故无像也。若曰‘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曰事主，非事天也。作此志者，或以万物莫尊于天，故以天之名称主，非其天即主也。阅者于‘事天’‘拜天’等语，俱当以‘天’字之‘主’字观，慎勿作‘天’字观也。”詹的说法强调的是“以天之名称主，非其天即主也”，这无疑对上述有关“事天”“拜天”之说的一个极其明确地更正。
一般地说，事物的变化，外部仅是条件，内部才是变化的根据。明末清初，教内在主观上也具备了汉文著述兴起的条件，以适应伊斯兰教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发展
应该说，汉文著述兴起的先决条件是，应有正确掌握伊斯兰教学理，同时又有汉文书写基础的阿訇、经师、学者来从事这一工作，以正确表述伊斯兰信仰。
据赵灿的《经学系传谱》，真回破衲痴为该书所写序文说：“吾教自唐迄明，虽有经籍传入兹土，而其理艺难明，旨义难传，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牧，以至多人沦落迷途，漫漫长夜惹人甘醉梦之不觉也”。他接着谈到胡登洲“慕本教经书，欲译国语，以为斯土万世法。”这是说，胡登洲已经意识到，从事汉文译著的必要，他甚至“欲译国语”，可惜未能完成。他的愿望却由他的弟子陆续实现。
胡登洲的第三代弟子，湖北江夏(今武昌)的马明龙(1597—1679年)曾将《米而撒德》译成《推原正达》;据说他还著有《醒已省悟》(《认已省悟》);
江苏姑苏(今苏州)的张中著有《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与张中几乎同时的马君实，著有《卫真要略》。
在当时的经堂教育中，马明龙、马君实、李定寰、常志美四位经师有“东土学者之四镇”的美称。可能由于刊刻、印制、流传的原因，他们的著述，不及当今有中国“回族四大著作家”盛名的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著述的影响。
王岱舆有《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马注最为重要的著述为《清真指南》，有的著述，如《经》《权》二集已失传。刘智著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他对这三本书说：“典礼者，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而“至圣录，以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盖三书者，三而一者也;覆阶而登，升堂入室，其庶几矣。”另外有《五功释义》《真境昭微》《天方字母解义》《天方三字经》《五更月》等。与刘智的同时代人黑鸣凤，他对《天方性理》“本经”五章有《性理本经注释》(单行本);对该书五卷每节行文均亦注释。马复初是个多产经师。除著、译有《四典要会》《道行究竟》《大化总归》《祝天大赞》《性命宗旨》《会归要语》外，还摘马注的《清真指南》为《指南要言》、辑王岱舆的《正教真诠》为《真诠要录》，另有刘智《天方性理》的《性理卷五注释》等等。
他们都是号称“学通四教”的人。其实，在他们之间还有着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汉文作者。
王岱舆的弟子伍遵契先后跟随常志美、王岱舆学习。他同样将《米而撒德》译为汉文，成为当今流传的《归真要道》，他还译有《修真蒙引》。
另一位重要作者，著名经师舍蕴善(常志美的弟子)有《昭元秘诀》(《勒默阿忒》)《推原正达》《归真必要》(《默格索特》)《醒迷录》;只是《推原正达》和《归真必要》未见流传。
清代学者舍蕴善的弟子赵灿有上述《经学系传谱》，马伯良有《教款捷要》，米万济有《教款微论》，余浩洲(刘智弟子)有《真功发微》(刘智曾为该书撰序)，金天柱有《清真释疑》，唐晋徽、马安礼、龚楚翘有《清真释疑补辑》，蓝煦有《天方正学》，杨保元有《纲常》等。
应该说，进入明清时期，汉文著述大量出现。就此前的汉文著述而言，可以说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忌译《古兰经》。有一段碑铭反映了这一思想：“禅经译而便于读，故至今学士译之;而净教之经，未通汉译，是以不甚盛行于世……吾以为玄奘之译，未必尽无讹……禅经译而经杂，净经不译而净不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吾于经，取其不译而已矣。”除了马复初译有《古兰经》五卷(以《宝命真经》名义刊刻)外，并没有通译本，只有中阿对照的“亥听”。民国以来到当前大致有10多个版本。
其二，汉文著述的发展，形成汉学派。它不同于反对汉文翻译、汉文书写宗教问题的经学派。
其三，汉文著述发展缓慢，数量受限。但在这时大致解决了此前碑铭中出现的一些欠缺和误解。
其四，汉文著述的发展，经历了艰难的内在的争辩。目前，人们可以读到的《中国回族典藏全书》中有所体现。(它包括的面极其广泛，并不全是宗教著述;就宗教著述而言，从中清代以来的著述，居于相当多的数量。)
三、汉文著述的基本内容
汉文著述的基本内容，涉及教法、礼仪、伦理方面的有《天方典礼》《五功释义》《修真蒙引》《卫真要略》《真功发微》等著述，其中，有的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纲五常问题。其实，有关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的内容，不仅在著述中得到反映，甚至在清真寺的碑铭中也可看到。
关于教义、教旨或信仰方面，汉文著述主要涉及的是性理学说。这在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的著述中都有所反映。这是值得重视、值得推崇的伊斯兰思想。
(一)关于语词“真”
从宗教意义上说，“真”是真主、真宰的学理性替代词;被视为造化宇宙万有(含精神性实体和物质性实体)的本原;从哲学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伊斯兰哲学最高的范畴。
作为精神性实体，“真”于先天(理世、上界)显化;其显化是一切物质性实体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源。“真”显化后，一切精神性实体或单独存在，或寓于物质性实体之中，与物质性实体一同活跃于后天(象世、下界)。
“真”显化出宇宙万有，并不影响其超然存在，也不因其显化而有所增减。
“真”含有“真一”“数一”“体一”三品;它们分别是“真”的体、用、为，即“真一”为“真”之体，“数一”为“真”之用，“体一”为“真”之为。“真”借助这三品完成自我显化。
(二)关于语词“真一”“数一”“体一”
由于“真一”作为“真”之体而被显化而出，他既与“真”处于同一层次，又与“数一”“体一”处于低于“真”的层次。或者说，“真”(=“真一”)“真一”—“数一”—“体一”
“真一”处于隐显不同状态。他的隐显变化，分为自显与外化两个不同阶段。自显是“真一”处于隐秘、静穆时的内在变化，外化则是“真一”由隐秘、静穆状态而显现、活动的外在变化;这一变化亦即由静而动、由隐而显、由内而外、由一而多的显化，或者说，即“真一”显化出宇宙万有。
“真一”的显化，是通过“真一”之体的“用”实现的。这样，在“真一”自我之外，有了非我，即“数一”。
“数一”并非一二三四中居于数码首位的一，也不是第一、第二、第三顺序中的一。“数一”源自“真一”;在两者关系上，“真一”为主，“数一”为仆。
“数一”同样具有体、用、为三品。天地万物的一切精神性实体和物质性实体均由“数一”而产生、形成。“数一”乃造化宇宙万有的原型和摹本，它包容先天的性理和后天的一切形器。
中国传统哲学的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在“数一”的显化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即借助无极太极之说，构建了先天后天(理世象世、上界下界)的宇宙万有得以产生、形成的根据。或者说，无极处于先天(理世、上界)，太极处于由先天到后天(由理世而象世、由上界到下界)之间的过渡;亦即先有先天无形性理由一而多的衍化，后有后天有形、无形的气相、形器的由一而多的化生。
在“数一”由先天向后天衍化过程中，因气盛理微，无极——作为万物之母的性原——过渡到太极，太极而后为两仪，两仪而后为四象，两仪、四象则起着具体衍化为宇宙万有的、由精神变物质的作用。这样，宇宙万有得以产生、形成。
在精神变物质过程中，随之出现了造化天地万物所必须的时空条件。其中，“数一”在先天起着造化宇宙万有的代理作用，在后天起着引导穆斯林的作用;它是“真一”显化宇宙万有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就后天有形的宇宙万有来说，唯有人能承担“数一”所赋予的使命。因此“数一”所衍化的“体一”，专门讨论的是人，而不是其他衍化物。
“体一”表述的是人如何体认“真一”并复归“真一”的问题。为复归“真一”，首先必须体认“真一”，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认主”。因为在宇宙万有中，唯有人具有认识能力、并能包容一切，但人需要有至圣的引导，通过“认己”而“认主”，这样，才能复归真主。
伊斯兰教关于造化天地万物“本以为人”之说，提出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我是隐藏之宝，我喜人认我。我造化人，只为认我。”这是说，为使宝藏显现出它的俊美和价值，需要被认识;真主造人，就是为了让人“认主”。这里，有着目的论的痕迹。
中国伊斯兰哲学在形成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受到苏菲主义的影响。表面上，“体一”也具有体、用、为三品。它的体认是个体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实际上，它是苏菲精神功修三乘道路(礼乘、道乘、真乘)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体一”到此并未完成他的存在的使命。他还必须实现其最终目的，即如何“认主”。
作为“数一”，即至圣在后天的使命而言，就是引导信众复归真主;就一般信众而言，则是在至圣的引导下复归真主。
这样，也就完成了从“真一”开始经“数一”“体一”而又返回“真一”，从而形成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的构建。
(三)关于“三一”
“真一”“数一”“体一”三者被称之为“三一”。
王岱舆关于“三一”有如下的说法。他说：
盖辨一有三：曰：‘单另之一’、曰：‘数本之一’、曰：‘体认之一’。单另之一，乃天地万物之主也;数本之一，乃天地万物之种也;体认之一，乃天地万物之果也。(《清真大学》题纲)
所谓“单另之一”，即“真一”;“数本之一”即“数一”;“体认之一”即“体一”。表面上，“三一”说的是“真一”“数一”“体一”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它说的是主、种、果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庞大的本体论、宇宙论(含宇宙起源论、宇宙演化论、人性论)、认识论的思想体系。
那么，真一、数一、体一三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可以说，应了解“真一”“数一”“体一”三者均源自“真”，他们都是“真”的自我显现。“真一”“数一”“体一”三者“异名同实”，都是“真”的体—用—为的显现，名义上为三，实际上则为一。“真一”“数一”“体一”三者不可分割、相互贯通。三者无先后之分，但有主仆之别，即“真一”为主，而“数一” “体一”为仆。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体—用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如何理解上述的三品?一种表述形式，可以说是继续沿袭了传统的体—用模式，即体—体用—用;还有一种理解方式，即由体而用，由用而为，则是体—用—为。不管哪种形式，都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关系的发展。
我们应将汉文著述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往往一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就认为指的是儒释道。当我们研究汉文著述、特别是王岱舆等人的思想时，应该看到他们的著述虽然涉及的是源自境外的伊斯兰思想，但他们通过引用、借鉴、加工、改造后，使伊斯兰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达到有机的融合，已经开花结果，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有关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伊斯兰哲学。
我们不能再把汉文著述、再把其中承载的思想，视为外来思想的复述。正如佛教本来是外来宗教、外来文化。随着它在华夏大地上的传播，终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谈到中国伊斯兰思想、中国伊斯兰文化时，同样应该认为它们已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思想宝库中的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我们同样应视如是观。
汉文著述所阐释的思想，仍然保留着伊斯兰信仰的内涵。它的主旨在于维护伊斯兰教信仰。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所没有的。就是说，汉文著述既不是类似外部世界的、原封不动的、纯粹的伊斯兰思想的复述，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单纯的再现，而是具有中国与伊斯兰双重品格、双重特色的思想和文化，或者说，与外部输入的、原初的伊斯兰思想已有所发展、变化。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量的增添，而有其新的质的补充。这无疑是宗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重要成果。
伊斯兰教是在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中国流传的。我所理解的“宗教中国化”的发展，也就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才能写好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宗教史。至于究竟有哪些新质，应予以细化的研究。
我们对汉文著述的研究，还没有重视到应有的高度。这应该引起大家的参与、重视和关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