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注，是我国清初著名的穆斯林学者，代表作是《清真指南》，全书将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社会道德融为一炉，形成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伦理思想。
一、以言行相顾而立“信”的儒家信条
“信”，是儒家五常之一，意即人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这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马注深谙儒家思想，又博通伊斯兰教经典，这样论述“信”：
前人云“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面若人，兽心不可测。”以不测之人，其言其处，若奏韶聋俗，莫知其音。砺刀之石，日见其损。故谟民贵于择友。
又如：
学者口中谈论的道理，要与自身上的行为称个对值，则仰不愧于真主，次不愧于圣贤，外不愧于他人，内不愧于自己。若言行一有不称，则平日所念的经书，众中所说的言语，皆是一片虚词，一圈故套，虽妻子亦教他不化，焉能教化他人!
他不仅强调了为人为“信”的基本信条，同时突出了择友的重要性，这与孔子的“益者三友”不谋而合。
常人虽读圣贤经书，言行不能相顾，理虽明而道日远，欲到圣贤地位，何异画饼充饥?
常人读经书，皆能明晓其理，但在实际行为中又不能践行经书中所云之理，所以说“言行不能相顾”而欲通达于道，只不过是敝鼓丧豚之举。马注认为，“言行相顾”之举不仅是提升自我品位之径，更重要的是能通达于道。
有“信”则处处皆通，无“信”则举步维艰的门径是马注所谓的“言行相顾”，与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同为一理。
二、以普善彰显“仁爱”的儒家情怀
仁爱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马注不仅将爱人、恕人的仁爱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里，又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慈爱信条结合在一起，用具体的措施罗列出来：
亲近好人，远离坏人，指引迷人，仿学圣人，尊敬上人，宽恕下人，悯恤愚人，爱怜孤人，疼顾亲人，接绪远人，探望病人，助殡死人，解释冤人，取和仇人，周济贫人，念想恩人，则品位自然超越。
他将仁爱的方式具体化，一一罗列，彰显了伊斯兰教的普世情怀。在此基础上，并得以升华，如：
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
这种普善的思想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丰富，通过对有生命之物的恻隐上升到对万物的普世情怀。马注的仁爱思想不仅是取儒家而释伊，更是通过儒家思想来佐证伊斯兰教的仁爱思想。
三、以淡泊富贵而显“斥奢倡俭”的儒者作风
儒家所讲的富贵，往往是与仁义紧密相连的，这也是儒学核心思想的集中体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其中的“道”便是遵循仁义，追求富贵不能违背道德。马注就其而阐发了穆斯林的社会责任感，如：
贫而无赡则富者危，贱而无依则贵者危，愚而无知则智者危，卑而无学则尊者危，一家不化则家长危，一族不化则宗长危，一方不化则伊玛目危，伊玛目无学则一方危。
推己及人，爱别人，爱人民，把富贵和教化延及到人民，只富自己不富别人的富与达不是儒家和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所以在这里马注的回儒情怀又得以展现，他的济世情怀再次与儒家相融合。
孔子到卫国后发现卫国人口稠密便慨叹道“好稠密的人口!”为他驾车的学生冉有听后便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人口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富之”(使人民富起来)。冉有又问道：“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育他们”。 这是从儒家仁的思想中引申出来的。不论何时，道总是凌驾于富贵之上，这也是马注所倡导的，如：
富莫富于知足，贵莫贵于知耻，饱莫饱于道德，暖莫暖于清廉，自在在于少财，受用在于无事。不知足者真贫，不知耻者真贱，无道德者真饥，无清廉者真寒，多财帛者真苦，多事务者真劳。
这与孔子的淡薄鄙夷不义之财的思想是一致的，贪婪者的眼里是没有穷尽的，为了没有穷尽的物质欲望而徒劳一生是极其可悲的。
马注主张活出真我，不为富贵和贫贱所左右，他认为富贵和贫贱是招致人们附势和凌辱的利器，只有活出真我，坦然面对自己所持有的精神诉求方为贵。如：
趋我者，彼陵贫贱非趋我也，趣富贵也。彼趣富贵，我何为喜?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贫贱也。我何为怒?
除此之外，马注还主张“斥奢倡俭”的生活作风，又如：
人知富贵为乐，而不知贫贱中有真乐。人知贫贱为苦，而不知富贵中有真苦。真苦不在贫贱，真乐不在富贵。
这种“斥奢倡俭”的观点与孔子对富贵的观点同出一辙，孔子认为奢华虽然象征着富贵，但隐藏着祸害，不会长久;俭朴却能长久稳固。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述而·第七》
四、以仁爱之举而倡“孝敬”的儒家伦理
儒家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和教化的源泉。《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记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孟子则说“亲亲，仁也。”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
马注的孝道观同样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之上，不过他更多言及的是对子嗣的教育问题，因为伊斯兰教规定，一人所为，死后会殃及到父母，故教育就变得格外重要，故此，他在《清真指南》卷五里说道：
供亲之禄，不足称孝;从亲之令，不足称顺;惟敬惟谏，忠诚事主，方谓至宝。故养子不教， 不若无养;教而不正，不若无教。锦绣金玉未必能用;车马仆从，未必能驱;栋宇田园，未必能守。惟经教施舍，关切匪轻，行违主命，干及父母。有一日之声息，尽一日之亲心。
我们将这条分开来看，第一句是说孝的具体方式：讲求不仅要供给双亲之禄，而且还要听从父母之命;不得违背父母之志;若有所谏，必须惟敬侍之。这里讲的敬，和孔子的孝道观是一致的，如：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又如：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第二句是说教育子女的重要性，目的在于让子女遵从父辈之命，操守父辈之业，方可“生，能事之以礼;死，能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让子女继承父之志，这就是孔子所谓的：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人死如灯灭，一旦离世，这些都为他人所有，故不能为自己受益。而只有教育好子女，让子女通过施舍，行仁爱之举，自己方能得益。马注说：
死后万事俱休，惟三卷未闭：一，继往开来;二，修桥建寺;三，孝子贤孙。
所以，教育子女懂得施舍，也是对仁爱思想的认可，这也印证了孟子“仁之实，事亲是也”的仁孝观。此外，他还有两条是言及孝道思想的：
人生有三事当忧：一，为父母所忧;二，为身体所忧;三，为子孙所忧。
哀哀父母，生我劳瘁，衣食营谋，陷于不义，或存或没，致罹罪愆。故有身当为叩拜，有舌当为祈求，有财当为施济。昔日之忧忧子，今日之忧忧亲，有一日之性命，尽一日之子职。
马注在谙熟儒家经典后开始研习伊斯兰教经训，他在恪守和维护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儒家文化的养分，为推动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