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主安拉将中国和土耳其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分别点缀在了亚洲的东西端，虽然两国远隔千山万水，一千多年前，中国和土耳其的祖先就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始了文化往来。

遗憾的是，以往关于中土文化交流的研究基本上都落脚于对两国主流文化之间交流的研究，至今几乎很少见到有关中国穆斯林与土耳其穆斯林之间交流的研究，当然关于两国之间伊斯兰文化交流的研究就更少了。

事实上，不可忽略的是，根据可靠的历史记载，中国穆斯林早在明清时就已经开始了与土耳其的文化交流，尤其自清朝以来，从中国穆斯林的伟大先贤马复初到王静斋阿訇，都是致力于中土两国伊斯兰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在这个历史性的交往中，中国西北穆斯林的经堂教育扮演了两国之间伊斯兰文化交流的最重要角色，经堂教育中所教授的三种土耳其伊斯兰学者著述的经典教材就是最好的见证。尽管这些教材是以阿拉伯文著述的，但其中的大型《古兰经》注释《儒哈白央》，也有不少的土耳其文参杂其中。这三种教材是：

1、《穆罕默德之礼法》(也译为《穆罕默德道路》，شرح الطريقة المحمدية) ，土耳其苏菲学者穆哈伊丁·拜尔奇里(?-1573)著，作者尊哈奈斐教法学派，以正统的苏菲观点纠正当时伊斯兰教内尤其苏菲内部出现的一些弊端，与伊玛目兰万冉巴尼的《书信集》有异经同旨之妙。印行为两大册，该书有艾卜·赛义德·哈迪密和哈吉·热杰布·艾哈迈德两种注释。

2、《儒哈白央》(تفسير روح البيان )大型苏菲《古兰经》注释，土耳其学者伊斯玛依勒·哈基( شيخ اسماعيل حقي البرسوي 1652-1725)用阿拉伯文编著而成，文中引证了不少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的诗词谚语，全经印行为十大册，近千万言，民间有中文译本。

3、《伊尔沙德》(مجالس الارشاد，Irshad)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和伦理道德的讲座集。系《麦札利斯·伊尔沙迪耶》(Majalis Irshadiyyah，即《修真指南讲座集》)的简称，也译《指迷集》。作者为土耳其近代伊斯兰学者哈吉·穆罕默德·艾敏·阿凡提(1727—1813)。全书共分为115个专题，分别讲述伊玛尼(信仰)、信仰大纲、五项天命、信主信圣、遵经、后世回赐等。每讲均以《古兰经》为纲，选择其中一节或数节，援引各家著名经注，展开阐述。各讲既能独立成章，又能互相联系，互为阐发，是西北经堂教育中的教材之一，阿訇尤为在主麻日讲“卧尔兹”时喜欢引用。

为了学习理解土耳其伊斯兰学者的著作，西北清真寺的阿訇也开始学习土耳其语。现在还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土耳其语的。不过，根据笔者在西北穆斯林民间调查伊斯兰手抄本时发现，这三种经典传入西北的时间大约在原著诞生后的50到100年间。这些经典在西北经堂教育中流传非常广泛，尤其《儒哈白央》(تفسير روح البيان)，几乎每个清真寺的阿訇都在学习和教授这部大型苏菲《古兰经》注释名著，深受阿訇和满拉的青睐。它对西北乃至华北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对正确学习和理解《古兰经》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例如西北地区的虎嵩山阿訇在讲授《儒哈白央》的过程中，发现经注作者对穆斯林每天履行的拜功的意义做了详尽的解释，既有教法学的规定，又有苏菲主义的哲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拜功动作的理论化，便专门对这方面的要点予以编译，给学员作了系列讲演。后以《拜功之理》之名出版。他还从该经注中摘选了赞圣的“索莱瓦提”，甘宁地区的一些清真寺几乎每次晨礼和主麻时吟诵。

至今，这些被西北经堂教育中学习、教授的经典教材，是连绵不断的中土民间穆斯林之间伊斯兰文化交流的见证。因为经堂教育的先贤们是根据不同时代、地区，而对于引进教材作出调适的。上一次，当我对访问西北民族大学的土耳其国家伊斯兰研究中心的几位学者谈起西北经堂教育中至今使用的这几本经典著作时，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他们感到特别惊奇，争先恐后地就此向我提问了许多问题，并说，我们以前不了解中国伊斯兰教，尤其是经堂教育，只是通过英文文章了解了一点点。今天，你为我们打开了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窗口，你们的经堂教育太伟大了。

近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中国的访问，是国与国之间交往在惯常不过的事，是的，将推动土中两国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间的伊斯兰文化交流进一步增进。但我们应当追记和不忘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为源远流长的中土友谊所作出的贡献。个人认为，不能仅仅将两国间的伊斯兰文化交流局限于官方或伊斯兰教协会的层面，尤其须加强中国内地民间回族伊斯兰文化与土耳其的交流，这样对促进两国穆斯林民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对国家都将会有意想不到的益处。这方面本人有较深的体会。

(作者现供职于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与出版办公室、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英国剑桥大学伊斯兰手抄本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