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有关“一路一带”的各种会议层出不穷。仅从2015年的4月到8月的短短4个月之间，“一带一路”沿岸的东南亚三国召开了至少三次有关相关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它们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在4月15到16日举办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研讨会”，新加坡在7月29日到30日举行的“丝路、穆斯林通途：中国扩张中的伊斯兰议题”，以及马来西亚在8月11日到12日即将召开的“首届郑和国际和平论坛：续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关系”。

这些会议的主旨基本上关涉到从东非到东亚这一广袤地区的东西畅通和古今关联的问题，其中涉及的交通要道及其港口或城市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关键支点，如上海、泉州、马六甲、瓜达尔、麦加等。这些会议从不同角度探讨印度洋广袤地区的历史沟通(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香料之路)是如何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模式出现之前实现的。如印度尼西亚会议的部分内容是讲述郑和及其遗产如何促进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交流;新加坡会议的部分内容着重探讨了在西方民族国家概念和模式尚未统合伊斯兰世界之际(甚至当今伊斯兰世界也无法全盘接受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古代印度洋地区的岛屿、海峡、要道、天堑等地理联通是如何通过穆斯林的个人、家族、民族、宗派、商业、行业等网络实现的。马来西亚“首届郑和国际和平论坛”则明确地将郑和视为中华和伊斯兰文化交流的先驱和象征，酝酿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和社会交流的新型模式，打破了目前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以国家主体交流的局限性。

研读这些会议论文，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在这些不同国家召开的有关“一路一带”的国际会议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郑和、中国穆斯林以及该地区更为广义上的穆斯林世界的各种非国家主体的网络结构。

尤其是即将在马来西亚举办的“首届郑和国际和平论坛”学术会议集中探讨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在民族、宗教和教派的双边甚至多边的交流与关联。即使是在该地区历史上出现过的如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国家行为，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支撑这一政府行为中的穆斯林地理、语言、航海、宗教等非官方的知识体系以及穆斯林社会的个人、家庭、商业、宗教等网络对于促成该种国家行为的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从民族史、宗教史的视野看，郑和下西洋不仅是明朝的国力输出、朝贡体系的重建或商业网络的重建，而且也是中国穆斯林在伊朗什叶派萨法维王朝兴起之后探索的海上朝觐之路。从这种更为广阔的穆斯林网络视角分析，不难理解为何郑和的船队具有强烈的穆斯林色彩以及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对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沟通前现代印度洋地区的会议研讨中，这些有关的穆斯林网络视角对于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诸多的历史反思。第一，尽管中国以国家力量正在如火如荼地构筑能源、交通、物流等商业网络和地区经济整合，但对非政府网络、尤其是穆斯林网络对于构建“一带一路”的关键作用和角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相应的规划。正如这些会议所揭示的那样，这个地区还没有实现过由国家主体成功构建区域整合的先例。这些传统非政府行为主体在政治体制多元复杂、西方民族国家并不成功的穆斯林世界显得尤其重要。第二，这些会议都凸显了伊斯兰和穆斯林在历史上和当代作为商业、贸易、宗教、关系网络对于沟通东西方的特殊作用。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构建从东南亚到印度又到中东的穆斯林网络连接与和谐关系，也就不可能有畅通的东西方交流。新加坡会议尤其强调了穆斯林要道对于构筑和保障“一带一路”畅通起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任何反伊斯兰教和打压穆斯林族群的国家在以穆斯林社会为主体的印度洋地区构建交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就中国而言，其新疆反伊斯兰的宗教政策不再是其国内地方的特殊治理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和“一带一路”沿线穆斯林世界共存共荣的战略问题。

这些学术会议也触及到一些更为深层、更为宏观的有关中国文化或软实力在“一带一路”沿线输出的问题。尽管代表中国(汉族)的孔子学院携国家力量不断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主要穆斯林国家和地区，试图单向的输出中国(汉族)价值或软实力。但正如上述会议所揭示的那样，在有关论述印度洋地区交通畅通和网络建构中，孔子及其学说(更不用说影响)基本不曾存在过，其缘由显而易见，即孔子既没有履足海外的经历，又没有进行国际和平交流的实践;孔子同时也不具有郑和家族能够熟知中国与穆斯林世界两元文化的背景，也没有如郑和及其穆斯林手下拥有的航海、地理、语言、外交知识和商业、贸易、宗教、民族网络。郑和所代表和实践的和平精神，不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体现了伊斯兰信仰的中心思想。不难想见，在续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和沟通华人和穆斯林的民心方面，只有郑和及其和平精神才是中国在“一带”沿线的软实力。

(马海云，美国霜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攻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和穆斯林民族以及中国-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