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真寺的植入

唐朝永徽二年(651年)，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首次遣贡使，携带大食的国况及伊斯兰教义至长安晋见唐高宗，这次晋见被学界视为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开始。

唐、五代、宋，至回族产生前，来华的穆斯林多是波斯、大食的商旅“蕃客”，他们大都集中在通商大埠封闭的“蕃坊”中，这一时期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尚在萌发状态，多数“蕃客”还只是侨居中国，并未融入至主流社会中去，封闭的“蕃坊”模式令清真寺“养在深闺人未识”，对外部社会散发的信息量十分薄弱，同时在建筑形制上也还未受到太多汉式建筑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清真寺基本类同于中世纪阿拉伯的建筑形式。史学界称为移植时期。

始建于唐朝的广州怀圣寺是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的代表性建筑。从寺内光塔的形制来看，筒形的塔身由上下两段组成，砖砌，面层抹灰，沿内部两条砖蹬道盘旋可至塔顶，这座塔楼具有阿拉伯邦克楼的典型特征。另有始建于宋的福建泉州清净寺，尽管大殿已毁，从现存状况来看，门楼的砌筑技术、门券、穹顶，以及奉天坛礼拜殿的平面布局和凹壁的外观，皆呈现出同时期阿拉伯建筑的特点。

二、“本土化”历程

有元一代，随蒙古贵族西征东来的穆斯林数量远胜过以往任何时期，伊斯兰教迅速发展，“回回遍天下”的局面缔结了穆斯林与华夏民族密切的地缘关系，也促成了两种意识形态的交结、渗融。身处强势的汉文化圈场中，穆斯林意识到，脚下这片土地上传统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是任何外部文化都无法相与抗衡的，唯有“求同”才是保持民族发展的最好策略。于是穆斯林开始积极寻求与华汉文化的“伊儒相通”，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趋势在所难免。

明初，回族作单一的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此时的回民已经极大地汉化，他们放弃了母语，改用汉字，从服饰外观上也几乎与汉人没有什么区别了，舍却一般外在的东西，只在内心恪守着伊斯兰的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取向当然无一例外地反映在清真寺建筑中，这一时期的清真寺，主体建筑的外观更多地与传统宫殿建筑表现出类同的取向，砖木结构取代以往的建筑材料，平面布局采取合院形式，中轴对称，封闭内向。

重建于元代的杭州凤凰寺，现存后窑殿是一座三间攒尖顶并列的砖砌大殿，正中为八角重檐攒尖，左右两间为六角单檐攒尖，从外观上看系典型的传统构制，而其攒尖顶下实际上包裹着三个阿拉伯穹顶，这种外观上与中国传统建筑求“大同”，内部则依然保持阿拉伯―伊斯兰风貌的处理手法，具有典型的过渡期建筑特征。纵观这一时期建造的清真寺，也基本类同于上述状况。

明、清直至鸦片战争前，内地清真寺逐步完成了本土化的过渡，并在清代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形制特征，平面布局为纵轴对称的方正四合院落序列，礼拜大殿及配殿均为大木起脊式木构体系，大殿一般采取勾连搭来加大进深，带前卷棚及后窑殿。建于明初的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建筑，纵轴线上布置了四进院落，一、二进院落均有牌坊及大门，第三进院落的邦克楼为三层八角攒尖塔楼，大殿已无砖砌后窑殿，单从建筑外观上来看已无法与中国传统建筑相区分。

三、滞缓与衰退

鸦片战争至解放前的百余年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令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一批传统清真寺在战火中损毁，政府无力承担修缮的费用;与此同时，受到西方建筑体系的冲击，钢筋混泥土技术、楼层布局及欧美样式的门窗洞口和建筑装饰开始出现在一些新修建的清真寺中，但整体而言，其建筑艺术和审美水平皆无法与前代相比。

这种衰退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接下来民国和建国初期，十年动乱中大批优秀的清真寺遭受拆毁破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下是难以奢谈清真寺建筑风格的。

四、当代清真寺的多元趋向及发展与保持的矛盾

改革开放带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各地区新建的清真寺在政府经济的扶持下呈现出规模宏大、风格各异的势头，但与此同时新修建清真寺中对阿拉伯样式的刻意追求或跟风现象也有出现，辩证地来看待，这大抵是社会在体制转型期面临的经济与意识未能完全对接造成的矛盾现象。所幸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特色”缺失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容改变的，一个开放的城市当然应是多元建筑文化的集合体，但具有个性的文化气质也必不可缺，创新或保存，借鉴与创发，发展和保持，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个建筑从业者需要慎思而笃行的一件事情。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学生）

参考文献：

[1]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M].兰州：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