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义乌穆斯林现象”是发生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国际性流动的典型社会经济现象。义乌穆斯林群体的构成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而群体的社会活动又具有跨地域和跨国主义的特征，他们不仅在社会关系上形成了在原住地和羁留地之间的具有共时性多股绞合的特质，并且建立起了一种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领域的社会场域，基于此，义乌穆斯林群体的族群认同也因特殊的社会互动关系和多元性的社会身份而独具特色。
【关键词】义乌;穆斯林;族群认同
Abstract: Yiwu Muslim group is a typical social-economic phenomenon in the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featuring the global flow of labor. The Muslim groups’ make-up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particularity,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in that their social activities are trans-regional and trans-national. They intertwist synchronically in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native lands and the places they temporarily stay, forming the social field that crosses the geography, culture and politics. The ethnic identity of Yiwu Muslims hence has unique features due to the unique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plural social identities.
Key words: Yiwu; Muslims; ethnic identity
义乌穆斯林群体大多处于在原住地与羁留地之间频繁流动的状态，其所依赖的客观社会因此更加纷繁复杂。而伴随着空间的移动，义乌穆斯林的个体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其原来较为稳定和明确的社会身份正面临着不断地建构和调整，并不得不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归属及社会自我，加之群体社会互动关系多层次且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对义乌穆斯林族群认同的考察，也需要从多维度的角度展开。且随着社会身份的多元性变化，义乌穆斯林群体的认同也呈现多重性等特征。
一、义乌穆斯林群体的形成
近30年来，大量的中外穆斯林流动人口迅速集结于中国东南沿海一些省市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并逐渐开始长期驻留，形成为一种新兴的流动人口现象。浙江义乌作为享誉世界的小商品集散地和国际贸易城，中阿贸易在义乌年贸易总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也自然而然成为外来穆斯林群体的重要羁留地。
追溯起来，历史上义乌伊斯兰教的传入是以个人的形式，并没有形成穆斯林群体及相应的宗教文化遗存。外来穆斯林大量进驻义乌，始于20世纪80年代，群体进驻义乌的目的主要是来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义乌穆斯林外来人数总计260人;2004年4月广交会期间，义乌外来穆斯林人口出现第一次高潮，仅义乌清真大寺参加主麻聚礼的人数就达2000多人;2005年至2006年，是义乌中外穆斯林人口增长最快的两年，外来穆斯林商人群体和打工群体人数迅速飙升，至2007年4月广交会期间，来义乌清真寺参加主麻聚礼的穆斯林已经达到7000人左右(1)。这期间随着穆斯林商人群体和打工群体地不断流入，大量的穆斯林家眷也陆续进驻义乌，粗略估计，在义乌经商居留的穆斯林人数届时已达20000人。
总体上看，义乌现有常驻穆斯林人口数已经超过两万，其主要由外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构成，其中外国穆斯林人口占65%左右，中国穆斯林占35%。外国穆斯林来源于中东、中亚、东南亚、南亚、北非及少量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其移出国主要包括伊拉克、科威特、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阿联酋、沙特、也门、利比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马里、突尼斯、摩洛哥、苏丹、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中国穆斯林主要来自西北、西南和中东部地区，包括宁夏、青海、新疆、陕西、甘肃、云南、河南、山东等省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等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
现有的义乌穆斯林群体主要集中在两大类行业：贸易和服务业。贸易行业以外贸公司为主，辅以工贸工厂、货代公司和商铺。服务业以清真餐饮业为主，还包括以语言和技能为主的培训业、以买卖电话卡为主的摊贩等。其中，贸易行业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外国穆斯林和大部分的中国穆斯林，服务业则以中国穆斯林最为集中，外国穆斯林人数不多，主要集中于清真餐饮业中的规模型餐厅。
从人口数来看，自2000年至2007年的七年间，义乌穆斯林人口增长了近一百倍。不仅如此，在短短七年内，两万左右的人口大迁移同时也是一次世界性的人口大迁移。而就族群建构的整体情况而言，义乌穆斯林群体内部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义乌，他们讲不同的语言、穿不同的服装、具有不同的肤色、从事的具体工作也不尽相同，并由此构建出别具特色的生存空间和移民文化。
二、义乌穆斯林族群认同的多重维度观察
简单地说，认同就是对内“求同”与对外“识别”。因此，认同并非简单的身份识别，而是产生于社会交往中，是通过区分“自我”与“他者”，形成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在彼此交往过程中因某些共性而产生认同。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交往中，通过辨别和取舍，从精神上、心理上、行为上等将自己和他人归属于某一特定客体。(2)因此，认同具有三方面特点：首先，认同是社会性的，是一种集体行为，认同根源于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其次，认同是动态的、自然发生的，认同会发生变化并具有可塑性;最后，认同是客观社会存在与个体意识作用相结合形成的，既是个体意识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依赖客观社会存在的一些条件。(3)
理论上，由于人们属于各种各样的集体，生活在不同层次的地理区域之内，并具有一定的性别、语言、社会职业、宗教信仰等特征，因此形成了认同的多样性。其可概括为集体认同与类别认同两种主要形式。(4)前者是指人们通过所属民族、国家等集体确定自身身份，如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等。后者是指人们通过所在地域等特征确定自身身份，如地域认同等。(5)
对于义乌的穆斯林群体而言，地域认同不只是简单地对“我是哪里人”问题的确定，它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空间动力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人们对一定地理空间中所具有的个体经历、亲人、生存机会、社会网络等归属感元素或者变量的一种感知。它是建立在格尔茨所说的来自于原生性的、根基性的情感联系与纽带的一种原生情感认同的延伸，是附着于自己历史和文化上的，起源于原生纽带和根基性的联系本身，并把移入义乌的个体与所属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凝聚、捆绑在一起的认同形式。因此，地域认同是穆斯林群体移入义乌之初业已形成的最重要的社会建构，也是义乌穆斯林群体最基本的认同形式。
由于地域认同是群体与固定地区之间关系的一种认同模式，因此其总是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边界。义乌穆斯林群体地域认同的边界基本上是以群体来源地为界限而进行清晰地划分，并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情境性。总的来说，其基本上是以国家的行政区划依次递增为村、县、市直到省份，外国穆斯林群体的地域认同还可延伸至国家的界限。根据不同的场景和情境，地域认同会呈现一定的动态变化，如其自称可以是“韦州人(6)”、“同心人”或“宁夏人”。此外，地域认同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随着群体移入义乌时间的加长、与其他族群互动的加强，以及社会生活的不断深入，地域认同不但没有随之减弱，而且在其基础上认同还被不断地扩展和重构。
在义乌，除了“老乡”，穆斯林群体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最主要的互动群体是其他地域的穆斯林和义乌当地人。其中，在与其他地域穆斯林的互动中，人们在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将更大的地域范围因素、民族主义因素、语言因素、生活惯习等等考量进去，再次对互动着的社会群体进行划分，形成了结构复杂的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如外国穆斯林根据与之互动的穆斯林群体而自称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印巴人、北非人等等;中国穆斯林则称自己是回族、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等。由此，群体形成了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
然而，民族认同是一个包含了认知、情感、态度及行为的动态过程，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在区分“我族”与“他族”所进行的自我身份归属确认的过程中，由于义乌穆斯林社会交往和互动总是在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种、不同语言文化的民族构成的群体之间进行，因此，义乌穆斯林会视交往者的身份来表述自己，其身份因而可以有多重表述，如“伊拉克库尔德人”、“伊拉克人”、“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外国人”或是“回族”、“宁夏回族”等不同的自称表述。因此，义乌穆斯林的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总是将外部构建考虑进去，是经过社会因素的改造而最终形成的。
此外，共同的历史记忆、语言、宗教和习俗等文化特征是不可忽视的构建民族认同的一般要素。而这些要素在义乌的穆斯林群体中则因特定的原因而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混合和交叉。如：中国的回族大都认同阿拉伯人和自己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并对自己的民族来源有着清楚的认知。而且，尽管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基本上在日常生活中都使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但由于诵读《古兰经》只能用阿拉伯语，因此，阿拉伯语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穆斯林共同的语言。不仅如此，由于《古兰经》和“圣训”作为伊斯兰教的经典最大限度地规范了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因此，伊斯兰教不仅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而存在，更是以一种生活方式被世界范围内广大的穆斯林群体所共同遵守。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穆斯林也都有着诸多的共同性。由于构建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难以以实际的民族或族群界限来划分，且义乌穆斯林群体又集中于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内，因此，义乌穆斯林群体的民族或族群认同常常发生混合或交叉。
总的来说，民族认同是对“我是什么人”问题的回答。然而，对于义乌的中外穆斯林来说，由于构成民族认同的一般要素因不同民族或族群的族源历史、宗教惯习和生活习俗中所存在的混合性和重合性，使得群体的民族认同也呈现错综复杂的内容和形态，并成为群体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在义乌穆斯林群体中，国家认同有着较为清晰的边界，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域认同相重合。在外国穆斯林群体内部，地域认同往往等同于国家认同，尤其在人数较少的部分国家的群体中更是如此。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阿拉伯世界存在于历史和现代的、政治和经济等的原因而发生的经常性、规模不等的人口迁移现象，也使得很多外国穆斯林有着多重的国家认同，其中尤以巴勒斯坦人最为典型。
基本上，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共同构建了义乌穆斯林群体从社会性层面所构建的认同体系。义乌穆斯林所依存的客观社会已经很难将一个族群置于单一的社会环境之下，因此，作为现代族群的义乌穆斯林，其边界也总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而流动。群体认同也由此总是在原生性的基础上被不断地构建。在义乌围绕着社会经济所建构的特定的生存场景下，对穆斯林群体的认同也需要依托义乌的市场环境、文化生态及相关的经济活动来进行多重维度的考察。
三、义乌穆斯林族群认同的特点
义乌穆斯林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的形成基于以下诸多条件：群体的社会生活跨越了原有的族群边界;群体的行为受到不同地区或国家政权的支配;群体基于血缘、语言和宗教等方面的认同发生混合和交叉，以及群体面临纷繁复杂的资源竞争环境等等。因此，其认同的构建与表达亦形成了某些独有的特点。
1.多重性
义乌穆斯林在原住地，社会归属相对稳定和明确，社会身份的变化小，许多社会身份不容易为人所觉察。然而，伴随空间的迁移，尤其是义乌的外国穆斯林群体所具有的跨国移民的特点，使其大多数常年流动于原住地与羁留地之间，或是虽不频繁流动却也同原住地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和联系。由此，义乌穆斯林群体整体上都将面临社会身份的多重确认问题，这就需要在原住地与羁留地社会之间不断建构和调整自己的社会身份，以确立积极的社会归属感和确定的社会自我。由于社会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化，义乌穆斯林的自我认同也呈现多重性的特点。
义乌穆斯林在初来义乌时，并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伊斯兰教是其首要的社会身份标签，地域是其内部交往参考的主要指标，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群体交往互动的对象也变得更加多元，不仅不同地区、国家的族群不断随即进驻，且信仰相同，但语言、风俗习惯、体貌特征各异的不同地域的中国穆斯林也大量涌入，这些都对义乌穆斯林的族群认同产生了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今义乌穆斯林的多重认同。
首先是群体基于血缘和地域因素形成的地域认同，它是义乌穆斯林重要的社会标识，影响着义乌穆斯林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以不同地域、地区或国家为边界的商会组织;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与“他者”的接触，群体在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将语言因素考量进去，再次对互动着的社会群体进行划分，于是就出现了有共同母语的群体，由此形成了民族认同;与此同时，在宗教活动的过程中，自我认同又常常发生某些交叉和变化，从而形成了宗教认同。但总的来看，群体的多重认同是混合或交叉的，如地域认同从小的国家地区到大的阿拉伯世界，不同的群体或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下，其地域认同往往发生伸缩或是延伸，而民族认同也总是和地域认同、国家认同以及宗教认同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内产生潜移默化的混化。
2.竞争性
义乌穆斯林群体的构成主体主要是从事贸易经济活动的商人和围绕着贸易行业的打工群体，因此群体所从事的行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不仅如此，在群体中最为密切的互动群体往往也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这种竞争性虽然在群体形成伊始就已经存在，但其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行业的不断发展饱和，及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改变。
从义乌穆斯林群体开始进驻义乌至今的短短30年间，其竞争性也越来越凸显。如前所述，义乌穆斯林在2000年到2007年间在人口数量上增加了十倍，为什么穆斯林能够在不到十年的短短时间里大规模地集聚义乌?不仅因为其时贸易行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高企，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外穆斯林群体在最初共同建立了适宜群体规模型迁移的移民小环境，即贸易行业作为世界穆斯林群体共同的传统行业，在以伊斯兰教信仰为群体的类型基础，阿拉伯语作为群体技术资源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隔绝了非穆斯林群体进入义乌中阿贸易领域，从而构筑了义乌穆斯林群体得以生存的移民小环境，也才使得中外穆斯林得以大量进驻义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中阿贸易的集群化，使中阿贸易得以长足发展，其间群体间的竞争性也随着贸易的增长不断的累积。直至2008年始，穆斯林进驻义乌的脚步开始放缓，同时人口构成却发生着潜在而深刻的变化，其不仅因穆斯林家眷的大量进入，且还伴随着跨国族际通婚和族际通婚数量的飙升，都使得义乌的穆斯林家庭的数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风暴、贸易大环境的变换及地区的诸多不稳定性等因素，对中阿贸易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综合来看，2008年之后，国际贸易一直处于紧缩的过程中，使得义乌穆斯林群体内在的资源竞争不断加剧，并且之前建立起来的移民小环境也随之开始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非穆斯林开始进入中阿贸易的领域，对打工群体中的翻译等行业形成了冲击。这些一方面对义乌穆斯林的族群认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族群认同所发生的改变对行业发展所产生的反作用也开始逐渐地凸显。资源竞争理论认为，族群符号是社会竞争的工具之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来在社会系统内争夺各种资源，从而建构起族群之间的社会边界。因此，族群独特的血缘、历史与文化特征并非族群的本质，而社会竞争的需要及个体与群体的应对策略，才是族群建构的根本动力。(7)尽管资源竞争理论在现今的学界仍有诸多争议，然而在义乌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却不能否认资源竞争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将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和深刻性。
综上所述，本文对义乌穆斯林族群认同的考察主要基于对义乌穆斯林的认同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被创造和维系，以及如何合理地阐释这样一种创造和维系两个方面的考量。因此，笔者对义乌穆斯林群体族群认同的认识主要产生于对其社会生活现实考察的层面上。义乌穆斯林通过“原生论”实现对自我的最初认同，而在其经济活动中，在与“他者”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其认同又被“族界理论”进一步强化，在情景发生变化时，自我认同又会表现为不同的身份表述。由此可见，义乌穆斯林的族群认同因社会现实和生活情状而独具特色。
参考文献：
(1)该数据来源：《义乌清真大寺》内部刊物。
(2)腾星、张俊豪，《试论民族学校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4)。
(3)李素华，《对认同概念的理论述评》，兰州学刊，2005年(4)。
(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81-292页。
(5)参见埃德加·莫兰，法国，《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122页。
(6)维州指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维州镇。
(7)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载《民族研究》，2012，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