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和波斯文明的接触和交流的历史包括了宗教、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等广阔的领域。中华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邻邦关系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几乎2000年。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间，波斯的阿黑门王朝和中国的周朝这两个大国都处于鼎盛时期并有可能接壤。目前，对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鲜见记载，但是，对于2100年前的中国汉朝和波斯阿斯卡尼王朝之间的邻邦关系却有具体的史料记载。关于汉武帝派出一位使节到达波斯王朝曼赫达德二世宫廷以请求援助的最早的史实记录是在公元前115年 ①。这位中国使者带给曼赫达德二世一项提议，即为共同抵抗中亚的塔塔尔人(即匈奴人)与阿斯卡尼王朝缔结协约 ②。那时，中国人将阿斯卡尼王朝或帕西(波斯)的国家称作“安息”。所以我们通常在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期间和之后的中国编年史中发现“波斯”的名字。这期间中国和波斯的关系得到深入的发展，两大帝国之间进行了许多次的互派政治使节往返活动 ③。

不少作者在他们的著述中指出：中国最初的穆斯林社团是由来自于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的穆斯林旅行者、商人、士兵和官员的后裔所组成。他们的先民于公元7世纪至14世纪期间落居于东南沿海和西北、西南地区 ④。权威性的资料记载，中国人最早是在638年从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耶兹德格德三世的使节那里听说和了解伊斯兰教的。当时耶兹德格德正寻求唐太宗的援助以抵抗阿拉伯军队的入侵 ⑤。自那时起，来中国的波斯商人和旅行家们就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传播《古兰经》的教导。波斯处于横跨欧亚大陆贸易路线(后来被称作“丝绸之路”)的西段的战略地理位置连接了东亚和西亚。联结中国和波斯的丝绸之路的主要段落向两大帝国之间的宗教、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提供了跨接的桥梁。五种不同的信仰 —— 佛教、火袄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摩尼教以及最后的伊斯兰教沿着这条路线从波斯传入中国 ⑥。数以千计的波斯人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因此，波斯和中国的学者、商人、冒险的旅行家、艺术家、外交使者等之间有了相互联系。而且，中国和波斯的航海家们驾船航行于波斯湾和中国海之间，这使得两大帝国的海上贸易兴盛起来。在7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之间，中国和波斯之间在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和商业领域方面的文明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借此导言，我将介绍一下显示波斯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的伊斯兰文化，特别是回族伊斯兰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有价值和令人着迷的证据，同时归纳两大伊斯兰文化之间存在的主要共同点。现在，我将提请你们注意著名的伊朗学者、德黑兰大学波斯文学教授和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穆扎法尔·巴赫迪亚尔(Mozafar Bakhtyar)博士对中国伊斯兰教手抄经卷近来所从事的很重要和非常全面的研究工作。在这项研究工作以前，除了几篇有关介绍来访的外国学者所收集的材料的文章外，还没有开展真正全面的研究工作。然而，在1989年至1994年的5年间，研究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专家巴赫迪亚尔教授对中国伊斯兰手抄经卷进行了独特和广泛的纵览与分析。在这期间，他走访了中国各地大约600个城市和乡镇。在中国大约200处地方，他发现了藏有手抄的伊斯兰经卷。根据题材和语言种类，他从主题和语言方面详细审查、评价和记录了约6000件抄本的性质。他对中国现存的重要的伊斯兰手抄经卷的概览于1994年年底发表于伦敦的《伊斯兰手抄经卷的世界纵览》(World Survey of Islamic Manuscripts)一书的第4卷。此书由“《古兰经》伊斯兰遗产基金会”和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伊斯兰目录部合作出版。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肯定是不言自明的。用杜磊(Dur Gladney)博士的话来说，西方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弱点和局限性的原因在于“多数进行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西方学者基本上是受汉学语言的训练，而几乎很少人拥有诸如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的语言能力，同时接受研究伊斯兰教义学的训练而向中国伊斯兰教‘内核’的纵深迈进。” ⑦深入学习过中伊关系史的巴赫迪亚尔教授相信：汉学和伊朗学是互补互配的;任何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入调查如果不研究波斯文资料，或者相反，任何对波斯历史和文化的深入调查如果不研究汉文资料，那是不完全的。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其《中国—伊朗篇：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Sino 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一书中奋笔写道：数百年间波斯和中国文化的密切联系为双方语言词汇的互相吸收和波斯与中国之间的广泛文化交流提供了饶有兴趣的资料。

我们知道，根据历史和家谱的事实，其祖先是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穆斯林而繁衍的回回民族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正如一位研究回族的专家写道：“怀有来源于共同祖先的想法是将回族认同感奠立于共有的民族宗教传统中的基础。”⑧这里，我想就有关波斯语在中国伊斯兰文化，特别是回族伊斯兰文化中的作用问题列举一些有趣的事实。这些代表了中国穆斯林文化遗产的事实由巴赫迪亚尔教授通过仔细地审视了中国现存的伊斯兰手抄经卷后整理和再现出来。中国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生活中波斯语产生的持续作用已为象伊本·白图泰、奥德里克(Odoric)和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家、学者和作家所见证，也为其他人如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兹尼尼(Muhammad ibni Hakim Zinini)⑨、哈迪·哈格·伊本·鲁格曼·斯尼(Hadial Haqibn Luqmanal Sini)⑩所见证。当代的学者象季羡林、晁华生、张鸿年、黄时鉴、陈达生、滕慧珠、郭成美、奥隆(d’Ollone)、巴托尔德·劳费尔、伯瓦特(L.Bou vat)、伯希和、雷那·格柔塞(Rene Grousset)、麦考尔·狄龙(Michael Dillon)、阿比迪等也同样指出了这一点。然而，在这里我特别地想介绍的是巴赫迪亚尔教授对于中国伊斯兰手抄经卷所作的令人赞叹的学术成果。这些手抄经卷的绝大多数是波斯文的。很可惜，在中国的伊斯兰经卷中大约有数千册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往的内乱和宗教派别纷争中以及其它动乱中销毁。早在19世纪(或许晚些)，新疆和其他的中亚国家以购置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抄本的走俏市场而著称。因此，一些国家派出了解这些经卷价值的专家们到这些地区选购很多有价值的抄本。19世纪时期，俄国和欧洲的专家们在中国旅行期间购买了许多这样的重要抄本经卷。在对巴赫迪亚尔教授所发现的各类的手抄经卷作一个概括前，我想引用著名的阿拉伯学者、曾于1978年在藏有中国最丰富的伊斯兰教手抄经卷的北京东四清真寺图书馆中做过调查的哈迪·阿拉维的话。他在阿拉伯语言研究院杂志上写道：

在整个阿拉伯文手抄本中波斯语被大量使用，且达到精通水平，这因为在阿拉伯文手抄本中的注释和译解多数都是用波斯语写成的。在阿拉伯文抄本的结尾总写有tamam shud，它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抄本就此结尾”。况且，许多阿拉伯文抄本的字母是用波斯文的字体。

中国具有价值的伊斯兰手抄经卷(绝大多数是波斯文)可以被分成下列四类：

有关法理学、信仰、礼拜和《古兰经》经注的抄本。《古兰经》抄本中的多数有波斯文的翻译，且普遍见之于中国。许多这样的《古兰经》抄本中，波斯文的译文是用红墨水写在每一行的下面;有时，在抄本空白边缘有用波斯文或汉语中的“小儿锦”标注的一些术语的释义。毛拉·胡赛尼·瓦依兹·卡希非(Molla Husayn Va’iz Kashifi)著的《恩惠和高贵的诠释》(又名《高贵的礼品》，Tafsir ImavahibAliyah)在中国穆斯林中称为《侯赛尼经注》。它是一本《古兰经》注释，以华丽、明晰的波斯文写就，并且在清真寺中很流行。巴赫迪亚尔教授在牛街清真寺图书馆看见了一本在中国比较稀罕和重要的抄本是阿布·阿里·贾卜依(Abu Ali Jobba’ii，卒于伊历303年)的《经注》(Tafsir)。这些手抄本中的人多数是以波斯文写的。有趣的是，巴赫迪亚尔教授在5年期间的寻找和研究中，竟然没有见到一本有关圣训学领域的抄本。甚至没有一本布哈里或穆斯林圣训集著作的抄本。而这些著作在伊斯兰世界是最权威的资料。根据巴赫迪亚尔教授的看法，中国所见的数量甚多的塔吉·丁·布哈里(Tajal Din Bukhara’i)著的《四十段圣谕注解》(Sharh-i khutab-i arba’in)课本被看作是论苏非学理(irfan)的课本，而不是看作重要的圣训抄本。而东四清真寺中所见的少数几本有关认主学、信仰学和逻辑学的抄本纯属例外。

学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法以及修辞学的古典著述。见之于中国的最重要的抄本之一是胡赛尼·瓦法伊(Husayn Vafa’i)作的《波斯语词典》(Farhang-i Farsi)，一部专业性的文学波斯语词典，著于16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波斯语和波斯文学的副教授滕慧珠博士对这部有价值的词典以及波斯语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她写道：在今天中国所见的许多波斯语词典中，这部词典显示其在中国说波斯语的人们中有着极大的需求。她还写道：不足一世纪以前，这部词典是依据的主要工具书，而且为那些懂得和使用波斯语的人所爱不释手。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过去存有这部词典的许多抄本。这样的抄本(里面带有很有意思的注释)反映了一百年以前，中国北京和其它城市的说波斯语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能够使用这样专业性的词典。该词典现已为滕慧珠博士编辑，并由德黑兰大学出版。我们有趣地注意到，在明代，波斯语继续有着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有人编辑了一部包含大约1684个词汇的《汉-波辞典》。在16世纪期间，除了经学院以波斯语讲授伊斯兰教的课本外，许多波斯学者来到中国，常住下来，并出于教学波斯语文学和语法的目的而著书立说。他们中的其中一位就是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兹尼尼，他编写了有关波斯语语法的最著名的书《学习门径》(Minhajal-Talab)。在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中仍然教授此书。

属于苏非教团，比如纳格昔班底耶、哲赫林耶、库不忍维耶(中国人读为库不忍耶)和嘎德林耶的苏非典籍。波斯文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它向中国引进了苏非学理并加以发展。波斯语是苏非教团连接、交流和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巴赫迪亚尔教授调查的所有苏非文本是用波斯语编写的，因此波斯语在苏非教团中的重要作用是确实的。在不少地方能找到的苏非学理典籍是嘎拉尼西·奈萨斐(Qalansi Nasafi)的《古吐布·伊尔沙德》(《认识真知和宣道的指南》，Irshaddarllm-lma’rifatvava’ez)。对中国苏非教团来说重要的其它文本也是波斯语的，它们包括加米的《勒瓦伊赫》(《真经昭微》或《昭微经》、《昭元密诀》，Lavayih)、《艾什尔特·莱玛尔提》(《费隐经》Ashi’at al-lama’at)、《希西莱特·则哈布》(《金项链》或《黄金传系》，Silsiatal-Zahab)和《纳嘎德·努苏斯》(《真义探讨》Naqdal-nusus);毛拉维的《玛斯纳维》(毛拉维在西方叫鲁米);哈菲兹的《诗集》(Divan);阿齐兹·奈萨斐(Aziz Nasafi)的《麦格索德·阿格萨》(《研真经》，Maqsas-i Aqsa)和《瑞沙拉黑·马布达瓦·玛阿达》(《论起源和现有》，Risalah-imabdava ma’ad);阿塔尔(Attar)的《塔兹克诺特·奥利亚》(《群贤录》，Tazkiratal awliya);纳吉姆·丁·拉齐(Najmal-Din Razi，另称为Dayah)的《米尔萨德·伊巴德》(《归真要道》又名《道行推原经》，Mirsadal ibad)。显然，我们可以看出，多数波斯文学作品都是苏非教理文学。由此，我们可以将多数波斯文学既归类于文学范畴，又可将它们作为波斯语苏非教理学经文的范例。

发现大量的波斯文学中的著名典籍，比如萨迪的《古力斯坦》(《蔷薇园》，又名《真境花园》，Gulistan)和《布斯坦》(《果园》，Bustan)，哈菲兹的《诗集》和阿卜杜·拉赫曼·加米的作品以及它们的各种译本和注释本。中国苏非教团的成员们学习这些典籍，同时，还演变成为传统伊斯兰经堂教育所教授的课程一部分。在新疆，许多穆斯林谈到璀璨的波斯文学著作，比如菲尔多斯的《沙哈纳默赫》(《列王记》，Shahnameh)，尼扎米的《哈穆塞赫》(《五卷诗》，Khamseh)或著名波斯诗人的诗集。很可惜，这些手抄经卷要么被携带出中国，要么毁于文化大革命中。在巴赫迪亚尔教授的纵览中，他估计，他见到过的萨迪的《蔷薇园》有2000册左右，加米的作品大约有1000册。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受波斯的影响(包括其它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研究了波斯语在中国穆斯林中传播和使用的问题。为了说明波斯语是多么重要以及为什么波斯手抄经卷在中国是如此普遍，我想引用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两位著名教法学家的话来证明中国穆斯林中一直将波斯语作为首要的宗教和文化语言。第一位学者是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兹尼尼(常志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山东学派的创始人。在著于1660年的《学习门径》(Minhajal-Talab)一书中，他写道：

中国大多数的教法学、苏非学理和经注学的书籍是用波斯语写的。一位研究教法学的学者为了要理解宗教典籍除了要掌握一定的波斯语知识外别无选择。这因为如果他不懂波斯语的话，当与宗教事务有关联的问题出现并要求他作出对于律法的解释和决定时，他怎能对付呢?

另一位学者名叫穆罕默德·努尔·哈格·伊本·鲁格曼·斯尼(Muhammad Nural Haqq ibn Luqman al-Sini)，19世纪下半叶的陕西经堂教育学派的著名教法学学者，在其《古文仙法》(Kimiyaal Farsiya)一书中，他说：由于我们中国的国土紧靠法尔西(伊朗)地方，由于我们祖先大多来自法尔西，因此有关教法学、经注学、认主学和苏非学理的法尔西书籍在中国为数众多。故对于经学生和初学者来说，学法尔西语是必然的。

回族中使用波斯语的持续性有着饶有趣味的历史、社会和宗教含义。黄时鉴教授和许多其他学者写道：“回回”一词事实上指的是波斯语或说波斯语。由于波斯语是中国穆斯林的正式语言，这一词渐渐就演变成穆斯林的意思。众所周知，回回在其东渐入华的最初时期使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在长期的生活于汉民族社会的文化氛围中，回回只保留了部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数位学者指出，回族词汇的20%至30%是外来语(即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根据历史事实，所见的众多清真寺碑文和墓碑碑文有波斯语的诗和内容。这显示了过去数世纪里中国存在着活跃的波斯文化活动，其原因在于波斯语于10世纪以来是伊斯兰世界东部地区共同使用的通行语言。波斯语是中国最先正式使用的文化和伊斯兰语言，特别是在元代的宫廷中它被用来作为官方的语言和书写文字。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道：波斯语是蒙古人宫廷和罗马教廷通信的交流工具。这些用波斯语写的信件至今仍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元朝期间，还为政府官员设立了一个专门教授波斯语的学校。中外学者都强调：元代虽然在贸易和商业上使用了汉语、蒙古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但是，为数众多的士兵、工匠和商人用的最频繁和最重要的语言是波斯语。根据14世纪中叶访问过中国的旅行家和学者伊本·白图泰的书，在中国有着一些较大的波斯人组成的社团。他记述道：穆斯林社区的语言是波斯语，波斯诗歌包括萨迪(他去世后的50多年)的诗词不仅为中国宫廷而且为中国乡间所吟唱。马可·波罗也写道，波斯语是最通用的表达工具。波斯语在中国得以流行的原因列举如下：它的甜润、优雅和简洁是其巨大的力量所在;当时中亚宫廷乃至南印度一些王国的宫廷语言是波斯语，由于这一点，它为世人所尊重;最后，当忽必烈汗(1260～1294)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后，由于他赞赏波斯人的才智和能力，他任命了大批波斯人作为他宫廷和政府的官员。这些官员由此而树立了这种语言的优越地位并促进了它的流传，还把它推广到中国内地。据记载，1271年，即忽必烈汗统治期间，在对相当于今天的中东地区进行了征讨后，一大批波斯人和中亚人(绝大多数是穆斯林)被蒙古人裹挟来到中国。这些人与中国人通婚，通婚的中国人成为穆斯林。据说，他们中的相当一些居住在今天所称的宁夏地区。黄时鉴教授还深入地研究了元朝时期波斯语在中国作用的问题。一些学者还写道：由于波斯人在中国传播伊斯兰教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承受了一些明显的波斯特征。由于这原因，许多伊斯兰教仪式和庆典活动，诸如婚礼中的宗教证婚词就是用波斯语念的，还有举意(乜贴)词和五次主命礼拜的名称也是用波斯语。中国穆斯林对《古兰经》所作的经注和解释用波斯语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事实已经有许多报导了，即“共同持有的思想和进行的礼仪说明了回族社团的凝聚力以及他们信仰的典籍在限定他们民族认同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回族学者和发现，在明代，甚至可能在清代，回回社团中继续使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这是事实。据说，在中国穆斯林中使用象阿里、哈桑、侯赛因和法蒂玛这样的宗教名字是常见的。

另一位学者谈到了波斯语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持久影响。他以豆隆使团于1911年在中国发现了手抄经卷的例子作为证据。这些手抄本后来捐赠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他是这样提到这些手抄本的：

中国所存在的这些手抄本以及对它们的注释证明：这些读本说明了中国穆斯林不局限于学习有关教法的初级课本，而是他们对以伊斯兰语言写就的最深奥的著作比如加米的《真经昭微》或《归真要道》也很熟悉。这些是苏非著作，况且很高深。这恰好与中国所发现的苏非道堂的事实一致。正如文献证实了这样的发现一样，有必要进一步引用纳格昔班底派的传记和加米的《真经昭微》的史实。加米是和卓额赫拉尔(Khadjeh Ehrar)的弟子，他将闻名的诗歌《尊贵者的礼品》(Tohfetel Ehrar)敬献给了他的导师。至于Maktal，即阿里、侯赛因和哈桑的相传的言论传谱，那绝对是什叶派传统了。

中国许多传统的经堂院校里，波斯语是基本的授课语言。据说，博学伟大的阿訇必须懂得波斯语;但目前，由于各阿拉伯国家提供日益增多的设备，新一代的阿訇主要进行阿拉伯语的学习。作为有趣的事实，我愿意指出：一位研究维吾尔语的伊朗学者巴迪依(N.Badi’i)女士对维吾尔语借用波斯语词汇作了研究和统计。她计算道：大约60%的维吾尔语的词汇是来源于波斯语的。她的研究成果不久将在德黑兰出版，并将为语言学家和学者们所知道。杜磊博士在他的《中国穆斯林》一书中附录了他选择的回族所使用的中国伊斯兰教术语的词汇表，许多中国穆斯林所使用的不少词汇来自于波斯语。它们包括：五番主命礼拜的名称，礼拜举意词，星期几的名称;还有胡达(真主)、胡达亚(主啊!)、乃玛孜(礼拜)、板旦(奴仆)、阿訇(经师)、别麻尔(疾病)、白俩(灾难)、多斯梯(朋友)、多斯达尼(朋友们)、朵灾海(地狱)、都失蛮(仇人)、皮拉哈(卡凡布)、波塞(亲吻)、扫干达(发誓)、什叶派、伊不劣厮(魔鬼)、朱乎提(仇人、异教徒)、阿布代斯(小净)、若斋(斋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