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的长安街上，中南海的南面，正对着新华门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叫做东安福胡同。在清朝时期，这里曾是维吾尔族的聚集区，然而今日已难觅维吾尔族的踪迹。日本维吾尔学者小沼孝博先生在2009年发表的《具有250年历史的北京维吾尔人聚集地》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小沼孝博先生的该遍文章综合了他在北京的实地考察所得资料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献而作出。

有明确记载的是，在1760年，清代乾隆年间，名为“回子营”或者“回回营”的维吾尔族聚集区在北京建立。1758年，清王朝在同属和卓贵族的图尔都家族帮助下，开始进军新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第二年，乾隆帝宣召平乱过程中给予清王朝帮助的和卓后代和地方伯克共126人进京，封予高官。

因边疆新定，乾隆皇帝极为重视这支由八位维吾尔族民族首领和宗教领袖带领的少数民族部众，下诏赐爵封居，妥善安置，史称“八爵进京”。乾隆帝将紧邻元大都旧址西南城墙的一块地方(现北京西长安街东安福胡同)划给他们，设立穆斯林专区。自此，北京城里这片维吾尔街区逐渐扩大，并成为清政府统治维吾尔族以及同其他穆斯林国家交往的中介。

乾隆皇帝意识到和卓后代对维吾尔族人民的重要影响，以及他们可以随时动员维吾尔族的能力，便把他们留在了北京，并从只有满族贵族才能进入的内城中划出一块地区供其居住。并允许他们娶满族女性为妻，过世后亦可回家乡安葬。

1763年，依照乾隆皇帝诏令，这一维吾尔街区内开始修建清真寺并于次年完工。气派的清真寺前树立着刻有满汉蒙回四种文字，由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碑铭的石碑(现存于历代帝王庙)。

清真寺一年建成，既具“近日之荣，兼擅土风之美”，占地二十五亩有余，内外遍植柏柳，幽静庄严。大殿方形重檐，攒顶环廊，周配角亭四座，形制类似于晚它六年建成的北海“小西天”方殿，且规模达到了“明九暗七”。尤以碧瓦方檐代替了灰瓦覆顶、绵延勾连的清真寺惯用形制，望去巍峨气派。

清真寺布局也别具一格，大殿坐西朝东，正门却位于殿北，中亚拱券大门之上高耸卷棚重檐歇山楼阁，玲珑欲飞，乃拜前唤礼之“邦克楼”。据载，当年登楼呼唤礼拜之时，悠扬的唤礼声俯掠中南海面，远传数里，一度号称“京城第一门楼”。自此之后，北京的维吾尔街区进一步壮大，由于清政府怀疑维吾尔族地区存在爆发起义的可能性，高级别的伯克和和卓后代被陆续迁往这里。这之后，来到皇宫为皇帝服务的手工艺人、乐师甚至是达瓦孜(维吾尔族特有技艺，一种走钢丝表演，现已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人都定居在这里。

关于香妃的传说也与乾隆时期这片坐落于北京城的维吾尔街区有关。香妃胞弟图尔协助乾隆帝进疆平定大小和卓后，连同后代便从新疆移居于此。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了解到，满清政府利用在北京城定居的和卓后代，用以平定维吾尔族地区，并达到稳定西部边疆的目的。因此，北京城内的维吾尔街区会直接影响到满清王朝对西部地区的政治决策。

此外，依照小沼先生的研究表明，清代帝王向维吾尔族下达诏令的维吾尔文翻译，以及与浩罕汗国等中亚穆斯林王国的来往公文草拟都在这个维吾尔街区里进行。作为清政府统治维吾尔族的法定代理人，北京的和卓后代向维吾尔穆斯林宣扬皇帝的公正与服从皇帝的必要性。

19世纪中叶，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俄罗斯传教士鲍伯·波德尔·卡法洛夫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自己曾拜访维吾尔街区，并发现这里的伊玛目在主麻日(伊斯兰教徒每周五前往清真寺聚礼，星期五即被成为主麻日)聚礼的呼图白(伊斯兰教演讲、宣教仪式)仪式上，念诵清王朝皇帝的名字。

清王朝后期，北京城维吾尔街区生活的维吾尔族逐渐增多，开始在北京城内其他地区定居。1910年拜访过维吾尔街区的英国人密斯内尔·布鲁姆哈尔，曾提到这一地区的维吾尔族老年人还会维吾尔语，但年轻人已经开始忘记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年轻一代除了伊斯兰教信仰这一特征外，其他方面生活习惯均已汉化。

1912年，清王朝瓦解之时，这一地区的维吾尔族生活愈加困难，后来，袁世凯将自己的官邸搬至临近维吾尔街区的中南海内，由于清真寺每日五次唱礼声影响其休息，遂命令士兵将清真寺拆除，但却保留了维吾尔街区。依照国民党统治时期统计，东安福胡同穆斯林数量为108户795口。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维吾尔街区逐渐走向衰败。1960年末，维吾尔街区清真寺等设施遭到红卫兵冲击。这一地区最后的维吾尔族后代，也逐渐迁至农村居住，并且将民族成分改为汉族。

从今日东安福胡同的残墙中仍可窥见当年的“西域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