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得很巧，今年6月22日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久，我们在这里举办普哈丁园与运河伊斯兰文化研讨会，说明我们研究大运河的伊斯兰文化是跟上时代发展要求的。

大运河与长城，被誉为象征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双子星座，是中华民族用智慧创造的伟大工程。大运河是至今活着的、流动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建设中有突出地位大运河，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对社会整合等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运河两岸发展起来了与中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文化，并且对全中国的伊斯兰教产生了影响。

普哈丁园就是伊斯兰文化与运河结合的一个缩影。我的母亲是扬州人，从小就生活在普哈丁园旁边，与她的外祖母家住在一起。她的外祖父是一个阿訇，是普哈丁园附近清真寺的阿訇，可能是天津人，而她的外祖母是左宝贵的侄女，讲一口北方话。我母亲小时候，左家有时会从北方运河上放一条大船下来，停到扬州，她们一家这时就大船上去玩。我小时候姥姥就常讲，筛海巴巴坐船，一夜下扬州。说的是普哈丁知道自己要无常了，就在北方较远的地方的运河上租了一条船，他晚上上船，一大早船就到了扬州，船行得很快，艄公们都没有想到会如此之快。但艄公们到船舱中一看，老人家已经无常了，这是一个奇迹。筛海这个称呼，有苏菲老人家的意思。这个故事说明，普哈丁在运河边上建寺，无常后葬在运河边上，是沿运河在传教的。明代的《嘉靖维扬志》中说，“未几，先贤亦归去，越三年夏，东游至津沽，遂移舟南下”，津沽也是运河地区，这也说明，他是沿运河活动的。而山东经堂教育的中心，济宁顺河东大寺，也是建设在运河边上的，也说明了传教活动与运河有紧密的联系。说这一段是说明，我们中国穆斯林自古以来就与大运河关系密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墓地于斯;建设清真寺于斯，传教宣道于斯，经商运输于斯，挑水种地于斯。运河上还流动着穆斯林的婚姻，行走着阿訇的身影。

大运河两岸从宗元以来，成为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经过千百年历史的积淀塑造，以儒家文化为基石，形成融合多元文化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就是这一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路，均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文化关系紧密。大运河就是连接这两条丝绸之路的大动脉。历史上，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阿拉伯国家使节、商人、传教士、旅行家等等，大都取道大运河北上北京，或西去长安。英国到中国来的第一个大使团，马嘎尔尼的使团，就是下了大海船，改乘运河船上北京的。所以，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东部地区的传播，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是紧紧依托大运河来实现的。运河地区是有中国特色伊斯兰教思想的摇篮。

元代，随着回回人的大量进入，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回回广泛参与国家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一改唐宋回族先民的侨民身份，而成为元朝仅次于蒙古人的“二等公民”。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可能应该从他们算起。他们在思想上能够更加宽容地对待宗教内部的分歧和外部的差异，在行为上与不同群体更加和谐地相处。这一时间运河地区的伊斯兰教内部宽容思想形成，可以“济南赛氏谱序”为例证。我们从赛典赤·赡思丁家谱记载中看到，当时回回人的宗教思想中，把伊斯兰教逊尼派正统四大哈里发的教义主张与什叶派十二个伊玛目的教义主张融合在一起，对二者均予以承认。这说明，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来到中国后，在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滋养下能够互相宽容，彼此认可和接纳。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宽容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运河伊斯兰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一个典型材料，是河北定州元至正八年(1348)的“重建礼拜寺记”碑文。碑文中说中国伊斯兰教“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抑且五伦全备，与国书、五典、五惇之义又符契而无所殊焉，较之释老不大有间乎?”碑文强调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在人伦，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主张上的一致性，认为伊斯兰教也是讲忠、孝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我国从元朝时代开始，伊斯兰教一方面实现了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互相宽容，消除了教派分歧，另一方面主张外部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对话、融合，消除隔阂。可以说，这开始了中国伊斯兰教最早的解经工作，即把伊斯兰教宣传中分散开讲的，不强调不突出的有关人伦的思想，集中起来，作为伊斯兰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宣传，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理念挂钩。讲经时强调伊斯兰教是讲人道的宗教，即讲“五伦”，重忠孝。这可以说是中国伊斯兰教的“附儒说”。后来在中国也把古尔邦节被翻译为“忠孝节”，把伊布拉欣献祭儿子伊斯玛仪的故事说成是“忠主孝父”，是把伊斯兰具体地与中国的传统忠孝之道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

明清时期，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

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关键时期。白寿彝教授在《回族史论稿》中曾说：“杭州到通县、沿运河两岸各地形成一个回回聚居地带。……这一长条的聚居地带，由山东境内的济宁。曹州和河南境内的开封、洛阳联系与陕西相通。在长江中下游，南京、安庆和武昌联系成一条线。这一条线，可以和运河联系起来。”大运河沿岸，从城市到村镇，密集着大小不等的穆斯林聚居地和中国古典式清真寺建筑，基本是这一历史时期兴建的。当时兴建的著名清真寺有北京的花市清真寺、锦什坊清真寺，河北的沧州清真北大寺、泊头清真寺，山东的济宁东大寺、济宁西大寺，江苏的净觉寺等等。透过这些物化的建筑，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运河沿岸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社会和文化较深的结合。这一时期的清真寺受中国古典式建筑影响越来越大，整体结构除礼拜大殿和宣礼塔外，又增置讲经堂和沐浴室等。总体结构多为传统的殿宇式砖木混合结构，大殿结构复式化，由前卷棚、中大殿、后窑殿三部分组成。宣礼塔大多采用砖木结构的亭台式建筑。

明清时代运河地区的中国伊斯兰思想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明嘉靖七年(1528)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陈思撰写成著名的《来复铭》。该铭前半部分讲真主“赐命吾人”归结为“来”，后半部分讲人们“以事其天”归结为“复”，故称“来复铭”。这是中国穆斯林学者最早将伊斯兰教教义学观点与宋明理学交相融汇的重要著作，开启了明末清初伊、儒两种文化交融研究的新局面。

明代伊斯兰教解经的又上新发展是强调穆斯林“事天”，依“天理”行事，就是把伊斯兰教的真主与中国传统的天神在概念上混同起来，这就便于中国主流社会接受伊斯兰思想。这一点也是基督教传入中国时用的一个传教办法，称上帝为“天主”。如明弘治五年(1492),山东临清仁寿堂马氏谱序中讲：“其为教必以洁净身心，绝去外想，是以事天为重。谈说经训，敷演至义，悉本于天理。其意归于导人于善，使之不贪不吝，而伦理之正，上下之叙，内外之分，秩然不紊，可几于吾儒之道者。”这里也用了“事天”，即服务天，归顺天，又用了“天理”，表示伊斯兰与中国人一样视天为神，都讲天道、人伦。

明代中国特色的敬主忠君思想在运河伊斯兰教学者中继续发展，王岱舆提出中国穆斯林的“人生三要”，即敬主、忠君、孝亲。他认为：“尊独一无二之主，方谓之真忠。”。“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所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则事亦不足为功;如徒忠君、赞圣、孝亲、济人事者，而不能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前事仍为左道。”王岱舆明确指出:“因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刘智进一步阐述说：“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一时不心于君，即为不贤，一时不合于君，即为不忠。”“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这种“二元忠诚”的政治思想观的提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社会里，穆斯林对非穆斯林君主应持何态度的问题，对伊斯兰教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迈出了伊斯兰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融合最重要的一步。现在，运河沿岸一些清真寺内，依然设立的“万岁牌”就是这一中国运河地区伊斯兰思想的具体表现。

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的发展除了解决真主与君王的关系问题外，还进一步解决了各宗教和睦相处的问题。如刘智提出了“众教一理”说。刘智《天方典礼》自序中说：“恍然有会于天方之经，大同于孔孟之旨也。”《天方性理》中又说：“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这里伊斯兰教不再“附儒”，而是处于与“儒”相等同的地位上。他认为各教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遵循伊斯兰教的道理行事，与遵循孔孟之道行事是相等同的。

当时除了上述伊斯兰教与孔孟之道无矛盾说外，还有伊斯兰与道教无矛盾之说，如北京三里河清真寺明天启四年(1624)“重修清真寺碑记”讲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的一致性说：“大都以清净无为为法，以诚一不二为心，以忠君孝亲为道。”这里把道家的“清净无为”与伊斯兰教结合起来。也许这能解释中国古代有一些寺名为清净寺，可能是为了表示伊斯兰清净无为，不会闹事。当时，伊斯兰教中道思想在刘智书中也已经出现，清朝逐渐传播开了。

陕西咸阳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是世袭八代掌教脱凤业所撰，所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说伊斯兰教是：“敬服五功，以尽天道;敦行五典，以尽人道;婚姻有礼，丧葬有制，大中至正，不贰不惑，可以垂万世而不易也。”其中讲到天道五功，人道五典，大中至正，都是刘智思想，这也说明，运河地区的中国特色伊斯兰文化向西部传播。刘智在《天方至圣实录》中还提出，要尊重非穆斯林的邻居、父母，特别强调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和睦相处的问题。这是把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强化了伊斯兰教中尊重非穆斯林的思想，也属中国伊斯兰特色。

近代以来，又有一批运河区域的阿訇讲了不少新卧尔兹，如哈德成、王静斋、达浦生、马松亭等一批人，他们都是运河区域的大阿訇。在民族危亡的大形势下，运河地区的伊斯兰进一步与中华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如哈德成解释“伊斯兰”一词说，伊斯兰“训顺从、训安宁、训和平。质言之，即顺天命，爱人类，以求世界之和平。顺天命则无私，爱人类则互信。无私而不妒，互信则合作。不妒，合作，则人不争而和平现。”他解释“吉哈德”时说：‘奋斗一词，在阿拉壁文为基哈德。基哈德者，竭尽已力以求和平之谓。如引申其义，即在和平未绝望时，不轻于放弃和平;及和平无望，而出于战斗，则决不中途屈服妥协而求真正和平之现实。”这样的解释，明显与抗战有关系。可以说，这样的学说也是继承了以儒诠经的传统。也属运河伊斯兰文化。

通过上述中国伊斯兰教思想脉络的梳理，我们认为，运河地区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伊斯兰文化体系的摇篮和关键地带，产生了一批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主张，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界开展解经工作的先河，对全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不仅是运河申遗的完成，而且是运河保护的新的开始，运河是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主张的摇篮，所以我们中国伊斯兰教界更要为运河的保护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认为保护好运河两岸与运河的发展有重大关联的清真寺，保护好在中国特色伊斯兰教思想发展中有重大影响的清真寺两类寺很有必要。第一类寺如台儿庄清真寺，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产物，又是抗战的重要遗址。还有山东临清这个地方，是运河上大码头，有“天下第一码头之称”。临清老寺旧称马家寺，历代此寺均为马姓掌教。老寺原在今北寺西运河沿上，据说有部分搭在河上。这类寺要研究。第二类如筛海普哈丁传教留下的普哈丁墓，过去长期保存了一批经书木刻印版的镇江清真寺，常智美举办经堂教育的济宁顺河东大寺。如何确定哪些寺是列入特别保护的，保护都定什么规矩，中国伊协可以牵头沿河省区的伊协一起来研究，或者我们协会建立一个运河伊斯兰文化保护委员会来研究。我们可以先由各地申报，申报中要说明某寺与运河发展，与运河伊斯兰文化发展有重要关系，这样来确定一批寺，确定一批需要保护的文物。搞一个第一批运河伊斯兰文化保护名录。这是一个设想，但是只要大家有干劲，不是一个很难的事，还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用的事。现在申遗成功的是中国大运河，包括了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北浙东水乡运河网三部分，但就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而言，主要是与京杭大运河联系紧密，所以我们的保护工作还是限于京杭大运河。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构想，还要中国伊协的领导一起来研究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