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个部分。元世祖忽必烈时，下诏开挖济州河、会通河，然后连接古运河南段而成为京杭大运河。我们所研究的运河伊斯兰文化，是指元代以来对大运河“去弯取直”之后从北京直达杭州的大运河。元运河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6个省、直辖市，不仅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而且沟通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古时代文明传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传播的重要载体,更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发展和繁荣，以及穆斯林人口与村镇的分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存和精神财富。
一、 重大选题意义深远——运河伊斯兰文化研究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张，激活了运河伊斯兰文化的研究。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一决定为我们重新认识运河在中国伊斯兰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研究环境和平台。运河伊斯兰文化作为海上丝路文化的延伸，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大大丰富海上丝路建设的文化内涵。
在民族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回回民族沿运河分布与聚居，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因运河碰撞与融合，这一民族融合的过程和在民族融合基础上的实现的文化融合现象是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和谐相融的历史缩影，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6月，京杭大运河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大批运河文化研究的项目和成功相继面世，但运河伊斯兰文化在已有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开展运河伊斯兰文化挖掘和研究工作，弘扬运河伊斯兰文化的价值，顺应了时代要求，反映了对我国伊斯兰文化发展新领域的积极开拓，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江南北国脉相连——运河伊斯兰文化的历史溯源
伊斯兰教是通过陆路和海路“丝绸之路”传到我国的，阿拉伯穆斯林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把伊斯兰教带到了我国的西部省份，如陕西和新疆等地;而在频繁的海上贸易的过程中，他们也把伊斯兰教带到了我国沿海城市。在与内地的商业交往中，阿拉伯穆斯林借助了京杭大运河把伊斯兰教向内地扩展，并形成了更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说，运河在孕育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方便条件。
1. 运河与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古代中国的交通有“北马南船”之说，自运河开通之后，南船也能北上。元代，回回人数大幅度增加，主要是蒙古西征时从中亚、阿拉伯、波斯等地掳掠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其中不少人定居在运河之畔。他们有优秀的商业传统，以商贾为第一要业，选择了运河这条经济大动脉，作为施展自己才能的通道。这些商人为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提供了信仰主体。
例如，作为运河的起点的杭州，自古就是商贸发达的地区，穆斯林沿运河而居并随商船北上。据北宋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有美堂记》所载，杭州城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其民幸福足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因经商来到中国，久居不归。有些在当地娶妻生子，其后代被称为“土生番客”，他们在杭州的商业中心建造了著名的凤凰寺，而伊斯兰教就以此为凭依开始逐渐在运河沿岸落地生根。
再如扬州，东临大海之口，又处东西长江和南北运河交汇之地，城港结合的优越地理条件，一方面使之成为了唐代以来善于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聚居之地;另一方面更成为了东南沿海伊斯兰教向外辐射的重镇。普哈丁墓园就是伊斯兰教传入扬州最早的文化遗迹。根据《嘉靖维扬志·杂志》记载：“墓在东水关河东”。即今扬州市东关城外解放桥下古运河东岸的回回堂高岗上，默默向人们述说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
如果说，伊斯兰教在沿运城镇的传播发展主要是来此从事商贸活动的穆斯林定居的结果。那么，伊斯兰教在沿运农村地带的传播则多是大批穆斯林移民所致。这些穆斯林移民即有自发向内地的迁移，也有官府组织的迁徙。从明正统元年(1436年)起，明廷相继数次从甘州、肃州及凉州等地，迁徙穆斯林安插运河区域的农村地带进行屯耕。大量穆斯林移民迁移落户，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运河农村地区的传播。
2.运河与中外穆斯林的经济文化交流
陈垣先生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云：“宋与大食之通使，多由海道。”“大食在唐宋间与中国之关系，殆如今日之英美，明时之葡萄牙。当时外国来华之海船，以波斯大食为最多。”
到元代，回回商人遍及全国，经营珠宝、香料、药材等。明清时期，回回商人的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到皮毛、丝绸、棉、布、粮食、钱庄、票号等。他们沿运河往返于南北各地，常常在运河沿岸城镇如通州、杨村、天津、青县、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梁山、济宁等地集中居住。
如徐州，这座历史上称作“五省通衢”的江北重镇，以其发达的经济，把一些擅长于牛羊和皮毛买卖加工、清真饮食制作诸业的济宁、南京等地的回族商人、小手工业者，纷纷吸引到这里。从山东济宁因经商而迁徙到徐州的穆斯林，构成了徐州回族的主体。徐州与济宁仅三百里之隔，且两地均为运河绕城而过的古城，经运河微山湖段往返极易，穆斯林的商业活动带就这样沿运河铺展开来。
3. 运河与我国回族穆斯林的形成与发展
直通南北的运河，不仅在经济领域里承担了历代王朝漕运大动脉的重任，而且还担任起了民族融合推进器的作用。沿海上之路而来的阿拉伯人，最初多在广州和福建、泉州靠岸，其后逐步相对集中在扬州、杭州靠岸，以便有效地利用运河的便利。随着唐宋元明四代大批回民迁居京杭大运河沿线，繁衍生息，人口数量成倍增长，出现了更多的回族集中居住区，这是运河发展民族纽带、民族融合功能的最好说明。
自元初开始，回族就陆续迁入德州，在运河沿岸零星分布。元朝初年，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部人”沿运河北来，在今宁津县长官镇定居，元朝在此设“长官司”进行管理。据《德县志》记载，元代先后有6名回回人在德州任职，其中达鲁花赤3人，州同1人，州判2人。元时德州回族人口尚少，且主要分布在运河沿线和交通要道。明朝徙居德州的回族逐渐增多，且多数来自南京。这与元代运河的疏通，德州成为漕运之咽喉不无关系。
在江苏，苏南的回族人每逢战乱、天灾人祸时有一种习惯，便是顺流而下去开埠后的上海，或溯江而上，在长江各繁华口岸定居下来，还有的回族则沿着运河迁移各地。值得提及的是，距扬州仅40余公里的高邮市菱塘有一个历史上称着“回回湾”的穆斯林聚居地，即高邮市菱塘回族乡。高邮明清运河故道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主航道的一段。菱塘北乡清真寺即坐落在运河与高邮湖之畔，始建于元末明初。由此我们依稀可以想见，依运河之便南北经商的穆斯林先民在运河之畔修建清真寺，并依寺而居的生活图景。
三、至今千里赖通波——运河伊斯兰文化的丰富内涵
运河是一台文化的播种机，当伊斯兰教沿着它的航线北上的时候，穆斯林也把蕴含着丰富伊斯兰文化内涵的清真寺建筑艺术，把穆斯林传统的经商理念，把伊斯兰的教育思想带到中国内地，从而使伊斯兰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迄今为止，在运河所流经的东部地区，无论是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传统，还是回回民族的民族习俗无一不与运河密切相关。运河伊斯兰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民风民俗、建筑艺术等独具特色，是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内容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因此，我们应全面而深入的挖掘运河伊斯兰文化的丰富内涵，并努力弘扬运河伊斯兰文化的优秀价值。
1. 伊斯兰文化遗迹方面
今天，在沿运城镇所能见到的历史遗迹以清真寺和古墓为主，在时间上，则以明代为修建清真寺的兴盛时期。明代伊斯兰教在运河区域的重点传播与运河作为南北主要通商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有着经商传统的穆斯林沿着运河城镇经商定居。首先在明朝的南北二京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穆斯林集中居住区。如运河终点北京，早在元代城内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户即达近三千户，现存牛街礼拜寺的始建，最迟不晚于辽宋时代。明代以后，北京城内的穆斯林居民大增，于是先后又建起了锦什坊街清真寺(明初)、安内清真寺(明初)、花市清真寺(永乐十二年)及东四清真寺(正统十二年)等数座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在华北地区的传播中心。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沿运河其它城镇的传播业都呈扩大之势，其宗教活动的场所遍及沿运大小城镇。据调查，在直隶的沿运城镇，始建于明初的清真寺有天津的金家窑、泊头镇的大清真寺等。沧州的清真北大寺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通县的常营清真寺建于正德年间。在山东的沿运城镇，德州的北营清真寺，临清的老礼拜寺、大清真寺，临西(明代属临清)的洪官营清真寺及张秋镇的清真东寺等都始建于明初，而济宁的清真东大寺也是建于成化年间。
2. 伊斯兰经师、经书、教育方面
明清伊斯兰教在运河经济发达地区与儒家文化强烈的碰撞，催生了融合了儒家文化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对于中国穆斯林的精神启蒙和回回民族认同感的强化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运河地区出现了一批“回儒”，他们是接受过很好的儒家文化教育的回族穆斯林，其中的代表人物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和刘智，都出生于运河的核心区域，尤以金陵学派“以儒诠经”运动为盛。
刘智，江苏南京人，是中国明清时代伊斯兰学术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并发扬了明末清初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思想和精神，把伊斯兰传统教义与苏菲神学和宋儒“天人性命”说及阿拉伯与西方自然科学融合起来，论证伊斯兰的认主学及本体论、宇宙论和认识论。完成了“以中土之汉文，释天方之奥义”的学术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宗教哲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运河是一条友谊的纽带，他把具有东方色彩的伊斯兰教与闻名于世古老中国文化联系了起来，使伊斯兰教在远离它的诞生地，在一个被中国传统文化包裹的十分严密的国度里获得了生存的空间。
“以儒诠经”运动不仅带来了中国伊斯兰哲学的大发展，而且带动了伊斯兰经书出版、发行的兴盛。清乾隆至光绪年间，镇江的清真寺与穆斯林就先后刊刻印刷过《四典要会》、《真功发微》、《大代总归》、《清真教典》等20多部伊斯兰教经典，并流通与闻名全国，使得沿运城市镇江成为伊斯兰教全国三大经书发行处之一。
清代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部影响较大的诠经作品版片，就收藏于镇江。出版伊斯兰教书籍的必要条件是经费、读者队伍和发行渠道。明末清初的镇江占尽这三者之优势。自唐宋以来，处长江、运河两条黄金水道要冲的镇江，云集了进行各种物资交易的商贾。到明清，定居镇江的回族中国出现了不少殷实大户，这就具备资金和读者两个先决条件。沿大运河北上可达山东、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这就为发行伊斯兰书籍准备了流通渠道。当时比较著名的伊斯兰经书发行处是镇江、北京、成都、昆明和广州，它们之间的交流，大部分也以水路进行。
而伊斯兰教经书出版、发行的兴盛又促进了经堂教育的发展，运河沿线城市经堂教育的方式一脉相承，且与西北地区的经堂教育有着明显的不同。山东学派著名的经堂教育家，常志美和李延苓皆师从金陵(即南京)西门寺张少山先生，两位先生学成归鲁，设帐开学。其弟子莘莘，人才济济，不可比也。有名门生、伊斯兰教学者伍遵契、舍起灵、马伯良、冯通宇、米敬公等皆出其帐下。山东、江苏等运河沿线省份在明末清初就已经成为全国经学教育基地、学术活动交流中心。
不仅如此，运河的通达对于中外科学技术交流方面也起到了推进器的作用。在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天文学、数学、音乐等被传介导国外。大量的外国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影响运河区域的文化事业，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如在天文历算方面，当时阿拉伯地区的学者已经取得许多重大成就，提出了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在元代，许多阿拉伯天文学家来华，带来了阿拉伯天文学。如波斯天文学家哲马鲁丁编制的《万年历》，即为元代首次正式颁布波斯所用的历书。
书籍的广泛发行与流通、教育的兴起是文化大发展的重要条件，明末清初，伊斯兰文化因此得以在运河沿线广泛传播与发展，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经贸活动方面
回回穆斯林是善于经商的人群，大量史料证明：唐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半岛、中亚等回回人的交往多数是通过经商与贸易开展的，双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运河进行通商。特别是宋明时期，运河沿岸城市的经贸活动兴旺，为这些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外部条件。
据《蒲寿庚考》陈裕菁按，“唐代互市港中。贸易最盛。侨胡最多者。广州外首推扬州。故扬州于有唐一代。繁盛为天下冠。观张祜‘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可见。”
明代以降，山东运河沿线的回回商业带(主要以盐业、皮毛、制革为主)就已经成气候。天津的回族聚居形态则更为成熟，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的努力，促进了天津与南方各地的经贸往来。自元代起，回回的盐商们就常年源源不断地将天津生产的食盐运销南方各地，千里奔波不倦的沟通中国南北之间的经贸联系。
清代，在运河最北端的通惠河两岸通州城内的东南隅，形成了一个回民聚居区，即通州张家湾镇。这里最早是京杭运河起点的一座大型码头，它兴建于元代，它的作用就是把江淮的大批物资千里迢迢运到大都，满足长江以北富庶地区的需求。因此，很多来此求生或服劳役的人和商人纷至沓来，他们中有许多穆斯林，久居不归者，就地修建了清真寺和墓地，形成了张家湾地区早期的穆斯林群体，并以经商为生。
4. 穆斯林社群和城市的兴起
穆斯林经商活动的活跃，带动了回族聚居区和城市的兴起。运河沿岸的城市，如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台儿庄、淮安、扬州等，历来都是回族人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商埠。
山东地处江南与华北中间地带，北有京津，南有苏杭，每当运河通航之际，成千上万的船只途径山东，南北各地经济联系加强了，商业资本日益活跃，为山东回族发展工商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山东济宁以“南通江淮、北达幽燕”水陆要冲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运河上的明珠城市之一，作坊店铺鳞次栉比，车船往来如织。因其“通则全河通，不通则全河停”的特殊地位，在整个运河发展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元代，一批为数众多的色目人迁徙济宁留驻下来，以聚居形式融入古城。济宁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济宁东大寺”即临运河而建，故也称顺河东大寺。
运河的通航，水上运输贸易往来，回族穆斯林流动迁徙，教中人士的流动，沿河口岸城市人口愈来愈多，他们之中大部分为搬运工人、船夫，有的则经商和经营饮食业。作为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的礼拜寺也随之筹建起来，回族穆斯林围寺而居，穆斯林社群也随之发展起来。
另一典型范例就是位于苏北腹地，运河穿城而过的江苏淮阴。清代的历史遗迹在淮阴多有遗留，其中位于闸口的清江(即淮阴)清真寺还保留着旧时的建筑，主要包括东向的大殿一所和南向的蝴蝶厅一所。据寺内《重修清真寺大殿碑记》记载，为修建清江清真寺，
“——河南共捐钱十四千七百文。
——山东共捐钱四十一千三百八十文。
——金陵共捐钱八十六千四百文。
——云南共捐钱十二千七百文。
——直隶共捐钱四千七百文。
——川陕共捐钱二百七十八千二百五十文。
——河下共捐钱十六千文。
——里下河共捐钱三十一千三百文。
——宝应共捐钱十五千七百文。
——高邮共捐钱二十五千三百二十文。
——邵伯共捐钱三十七千四百零三文。
——仙女庙共捐钱三十六千零五十文。
——泰州共捐钱二十四千三百六十文。
——兴化共捐钱二十八千二百文。
——东台共捐钱三十一千八百九十七文。
——如皋共捐钱六十二千二百八十四文。
——沭阳共捐钱十千零五百文。
——新字马步队三营共捐钱六十八千二百二十文。
——袁浦共捐钱八十六千一百三十五文。
以上统共捐钱玖百拾壹千陆百零玖文。”
碑文提供的清真寺重修时资助者的名单及其捐钱数目说明了江苏境内的宝应、高邮、江都、泰州、兴化、东台、如皋、沭阳等地都有一定数量的回族居住，
碑文另记：“蒙川陕、河南、山东、安徽、金陵等处善人信士，或游宦而来，或贸易而至，或寄居多年，或粹然戾止”，这与淮阴处于运河之畔的地理位置是有极大关系的。
这种情况不仅体现于富庶的江南，在北方，作为京畿门户，且处于海、河陆交通枢纽的天津也是如此。漕运的发达使大量江浙皖等南方的回回或经商，或运输辗转来到天津。据运河畔金家窑清真寺的碑文记载：“前明万历二年(1574年)间，皖省安庆回教运输皇粮船帮，沿运河而北，蜿蜒千里……每当抵津，桓以未有朝拜之处为憾。于是该穆民等有变卖船产者，有凑措资财者，乃在津城东北隅金家窑地方滨河东岸购屋数椽，权作朝拜之天方……”不久，在金家窑清真寺周围就前来了许多回回商人、船工、工匠等，形成回族聚居区。明天启年间，因漕运来津的回回日益增多，一些来自安徽、河南、河北的回族商人、船工们，或因船坏、或因经济拮据等不能返回故乡，就沿运河定居在天津城的西北角之地，形成天津又一大回族居住区。
四、 锦帆应是到天涯——运河伊斯兰文化的弘扬
开展运河伊斯兰文化研究，是以特定的历史遗迹为线索对我国伊斯兰文化进行研究的有益尝试。
自2012年始，为深入挖掘运河伊斯兰文化资源，我会以“运河古道上的穆斯林文化”为主题先后组织开展了7个省市伊协的研讨会，并先后到江苏、山东等省市进对运河沿岸城市的清真寺、清真古墓做了调研。根据我们的统计，在京杭运河两岸生活着近200万穆斯林，建有近数百座清真寺，其中一些清真寺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它们中不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运河伊斯兰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工作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在于，运河沿岸原有的清真寺和部分文化遗迹已然消失，一些珍贵伊斯兰教经书被毁，运河伊斯兰文化抢救的任务十分紧迫。运河伊斯兰文化离不开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物质文化面临着抢救的任务，精神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需要被固化。不仅如此，很多活的历史、字典，包括穆斯林的村庄亟待拯救和保护。我们应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要把珍贵的伊斯兰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出来，奉献给穆斯林、国家，甚至世界，并承担起保护运河伊斯兰文化的神圣职责。
为此，我们未来将继续深入开展运河两岸伊斯兰教历史和现状的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各地伊斯兰教传入始末;与运河有关的清真寺、古墓数量、文献资料(包括古籍和文物)、状况;与运河有关的穆斯林历史人物、传说、典故和著述;运河沿岸的穆斯林村落与城镇;运河沿岸穆斯林著名商号与历史影响;走访与运河有关的穆斯林家族后裔，了解他们的家传以及运河沿岸伊斯兰教历史发展与现状等。
开展运河伊斯兰文化研究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有连续性和可操作性;充分挖掘和妥善保护运河伊斯兰文化，要明确运河伊斯兰文化研究的主体。充分发挥地方相关政府部门和宗教团体的力量，以学界和教界为主体，深入穆斯林群众，搜集一手资料。明确研究成果，我们建议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之上创作出系列作品，如画册、文集、纪录片等等，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如学术研讨会、经验交流会、巡回文化展览等等。以此鼓舞运河两岸穆斯林群众，共同继承和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大力宣传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正能量，扩大运河伊斯兰文化在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