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贤
以大仁大慈安拉的名义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道:
色兰!
今天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下简称协会)已故领导张杰归真20周年的日子,协会在这里举办念活动,目的就是缅怀其生前为国家、为中国伊斯兰教事业、为协会所做的突出贡献,籍以垂示后人,永誉声尘,且表深切悼念之忱。
我认识张老是1952年的事,那时他作为西北大区民委宣慰组的负责人之一到西海固进行平叛宣慰工作,我作为平凉专署宣慰组的成员之一,在固原见到他,听过他在会上的讲话,并一同吃过两次饭。他那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从1958年协会搬到经学院大楼办公以来,张老作为协会与学院的领导,和我们在一起工作、劳动、生活达三十余年 。追思往事,他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他的高尚品德和高风亮节,是留给我们协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广大,他的高尚品德表现在诸多方面,仅就个人肤浅感受,以下几点是我们应该很好学习的:
学习他爱国爱教的崇高精神。张老生于穆斯林家庭,自幼接受伊斯兰文化薰陶,青少年时曾学习、研究过伊斯兰教义,达到一定的造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弃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从事民族救亡事业。1938年,他不顾艰难困苦,奉命到回族聚居的甘肃省榆中县和徽县等地,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信仰自由以及联合各民族共同抗日的政策,揭露日寇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破坏活动,同当地穆斯林一起组成回民教育促进会,对于发展当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各族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总任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在1941年他被聘请为延安清真寺副教长,并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代理主任。当时边区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搞好回民工作的关键是搞好伊斯兰教工作。张杰同志在处理民族和宗教事务中,时时把团结抗日放在最主要的位置,把宗教活动和促进民族发展合理地结合起来。为了搞好回民内部之间的团结,他在延安回教救国协会的会议上经常讲要从大局出发,搞好教派团结,提出“各行其事,各干各得,同心协力,共同抗日”主张,对增进延安乃至边区的民族团结、回民内部团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张老先后积极参与发起和筹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工作,协会成立后,他一直担任领导职务,在此岗位上,为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广泛团结伊斯兰教人士,培养伊斯兰教人才,号召各族穆斯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开展我国同各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往来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受到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非常重视自己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工作领导人的形象和伊斯兰教协会的形象,据一位和他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说他 “ 对于宗教活动他很重视,在根据地每逢主麻或节日,他都到清真寺同群众一起参加礼拜,做了一个穆斯林所应做的事。”在协会,每年逢斋月,他希望能把斋的同志把斋,不把斋的同志也别在办公室里抽烟吃饭;在极左路线猖獗的年代,不少人对宗教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张老一直牢牢把握住党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我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过头的话,他还劝勉一些同志,要注意自己的身份,说话要注意政策,把握分寸,考虑后果和影响。张老从大到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小到生活细节时时注意维护协会的形象和穆斯林的权益,他可谓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典范。
学习他认真负责、忠于职守、勇于承担责任的高贵品德。张老参加革命工作50余年,从事过各种工作,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但在任何岗位上,他都不辱使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搞好本职工作,在宗教工作方面是这样的,在其他工作方面也是这样认真负责的。有一位老同志回忆说,抗战时期他在延安民族学院担任班主任,对教学工作十分认真,授课前专心备课,讲授时耐心解释,循循善诱,不惮其烦,直到学员懂了为止。建国初期,他在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任民族处处长,经常深入到各族群众之中,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参与处理突发事件,为维护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生产建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960年前后由于左倾路线和宗教制度改革的冲击,经学院被迫停办。1961年根据上级有关要恢复经学院开展伊斯兰研究工作的指示,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在民族文化宫八层会议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听取伊协和经学院负责人的意见。张老在发言中除讲了经学院停办的过程并如实地谈了当前恢复的困难:师资问题,宗教课没有人敢讲的问题,学生出路问题,现有工作人员思想都不安定,工作都不好做,等等。会后决定办一个学制为三年的研究班,张老对准备参与教学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地做思想工作说,经学院是讲宗教的,讲宗教课的原则就是“在教言教”。你们认真准备,大胆去讲,出错了,我张杰完全承担。在他的鼓励和支撑下,我们解除顾虑,走上了讲台。1983年张老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选举为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后,尽管当时他身体不太好,行动有点不便,但他仍多次到宁夏视察,深入城乡基层,同各方面广泛接触,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写出报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宁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提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和意见,以及该地区宗教工作应重视的问题。张老这种为少数民族服务的精神为民族工作干部树立了榜样。
学习他坚持真理、主持正义、顽强奋斗的精神。张老为人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作风正派。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旗帜鲜明,从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对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他总是顾全大局,充分协商,从不强加于人;与同志相处,,以诚相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 “文化大革命”中,张老自己身处逆境,遭受迫害,但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对外地一些来京上访的老同志尽力给予帮助和关照,千方百计把一些老同志反映问题的材料转送给党中央老一辈的领导人。我们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时,在所谓的“清查5·16”运动中,个别人在政治压力下经不起诱供和逼供,编造了一些违反事实的谎言,张老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感到十分痛心,便在私下对一些人(包括“文革”中曾反对过他的人)苦口婆心地讲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曾发生过的情况,说当时有些人说了一些违心话,结果既违反自己的良心、伤害了同志,又给组织上造成了许多麻烦,他希望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讲真话,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容易搞清处。在当时政治寒气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利害,冒着风险,从政治上这样关心属下,表现了一个老革命的宽大胸怀和对同志负责的精神。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精神,是他对祖国的未来和党的政策充满了信心。
学习他艰苦朴素、以苦为乐的奋斗精神。张老为了追求自己的崇高理想,宁愿放弃一切,去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但他不以为苦,而是安之若素、处之泰然,视为乐趣。所以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年代的工作当中,无论在顺利情况下或逆境中,他的精神经常是饱满和愉快的,和他相处多年来从未见他发过脾气,从未见他皱过眉头,整天总是乐呵呵的,这说明他具有很高的素养。我记得“文革”中,他被“群专”,但他还写打油诗,嘲讽对他进行“专政”的一个造反者;在沙洋五七干校时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揭发批判会,搞得人们精疲力竭,情绪低落,张老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情绪,记得在一次劳动场合,张老在搞晒粪,军代表组长赵旭东走过来,有点不自然地说:“老张!你在搞什么?”张老慢条斯理地说:“在搞出口。前几天搞了进口,又搞出口!”赵旭东和在场的人都有点愕然,他笑着说:“前几天在搞帮厨,不是搞进口,这里搞的不是出口之物吗!”逗得大家都发笑。张老给人的印象是好像他没有任何忧心和烦恼的事,他的这种雍容大度、胸怀坦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说明了他的精神世界的光亮。
学习他刻苦努力勤奋学习的精神。张老少年时只上过小学,但他在革命征途中勤奋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在工作之余,很少散步聊天,而是抓紧时间进行学习新知识,思考新问题,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为承担各种领导职务奠定了知识基础。据我所知,他除了担任过一些行政领导职务外,在晋察冀边区还担任过校长,建国后担任过北京市101中学校长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实际负责的副院长等职,这些岗位不但需要组织领导能力,而且需要丰富的知识水准。1980年,中国伊协恢复工作,百废俱兴,面临诸多新任务,作为协会第一把手,需要不断学习,提高认识,我见张老每天比别人早到晚走,不是读书看报,就是看文件翻材料,他的这一特点表现得特别突出,也是难能可贵的。
学习他沉着镇定、临危不惧的无畏精神。张老少年时期在白色统治下参加革命,后又奔赴延安,接着奉命到甘肃从事地下工作,不知遇到各种险情多少次。由于他沉着镇定,以谋取胜,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暗算,这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我陪他去德黑兰参加伊朗伊斯兰革命一周年庆祝大会时发生的一桩事。当时伊朗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政权尚未巩固,又发生了两伊战争,庆祝活动是在战争情况下举行的,许多设施都因陋就简,观礼台是临时用钢管和木板搭起来的。当应邀参加活动的外宾陆续登上台时,台下钢管活动,整个台子慢慢向后歪斜,似乎要倒塌,上面的人惊惶起来,年轻或腿脚麻利的人纷纷从左、右两侧攀着钢管跳下,陪同我们的一个青年翻译也跳了下去。我扶着张老站着,心里也有点慌,张老便说:“沉住气,别慌!”正在此时,由于台下工作人员的拼命撑扶,台子没有完全倒塌,台上仅有个别人受轻伤,台下的工作人员却有数人受重伤。这时我对张老这种沉着冷静、临危不惧的精神由衷敬佩。
学习他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尊严,努力贯彻国家对外方针的原则立场。新中国成立后,急需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外交活动,以打破帝国主义的制裁和封锁,中国伊协在这方面曾作了许多配合工作。张老作为伊协实际负责人曾多次率团出访亚、非伊斯兰国家、出席亚非伊斯兰会议,介绍我国穆斯林真实情况,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广交朋友,增进友谊,他还多次率领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赴麦加朝觐,那时中沙无外交关系,国民党驻沙特的外交人员特务经常给我朝觐团制造麻烦,张老率全体团员与之进行过多次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沙方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1980年我陪他去伊朗,那是新中国第一次派穆斯林代表团去该国,双方互不了解,在庆祝活动中的一次晚会上,伊方一位人员在讲话中说: “中国主席华国锋是踩着伊朗人民的脊背走进巴列维王宫的。”我们听后,张老便说:“这是对我们不友好的言论,我们须退出会场”。我们遂站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会场,回到宾馆。经与大使馆商定了交涉口径后向对方进行了交涉,对方负责人表示,讲话者只代表他个人,他不代表伊朗政府,伊朗政府出于加强伊中两国穆斯林友好交往的愿望,才邀请你们与会的,请你们理解,不必介意,欢迎你们继续参加以后各项活动。张老在外交场合的这种敏感和果断行为使我受益匪浅。
学习他谦虚谨慎、以诚待人、善于团结同志、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高贵品质。张老长期在民族宗教和教育领域工作,这里包含着重要的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具备心胸开阔、谦虚谨慎、待人热诚的品格。张老正是以这样的品格和作风对待知识分子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他虚怀若谷,不怀成见,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从来不自以为是,对正确意见就听从,对不同意见,进行善意解释,从未见他盛气凌人地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与人交往,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所以凡与他共事的人遇到问题都愿找他谈,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都愿接近他,他在民族宗教、教育卫生界都有一些朋友。据我所知,甘青宁各省的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对张老均有很高的评价。对宗教上层人士的困难,如兰州的吴鸿业先生、河北的刘品一大阿訇等人遇到的难题,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都得到了善妥解决。对本单位在政治运动中被认为犯有错误的人,他十分注意尊重其人格,从不疏远或歧视他们,而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有关政策,积极为他们平反昭雪。张老自己总是把工作摆在第一位,他专心致志地搞工作,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提个人的困难。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岁月中未见他提过个人要求。而他对别人提出的要求却尽量提供帮助,予以解决,所以大家都称张老是一位热心人。这种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美德是值得称颂和敬佩的。
综观张老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胸怀坦荡的一生,是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一生,是不畏强暴、主持正义的一生,是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公而忘私、勇于奉献的一生。我们纪念他,就是慎终追远,宣扬其功德,托众求慈,祈求安拉光照其阴宅,赐其归天园!阿敏!
谢谢大家!
努尔曼 ·马 贤
2007年8月1日
――此文为中国伊协顾问马贤在纪念张杰归真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