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中叶传入我国以来，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始终没有中断过。伊斯兰文化从历史上已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我国其他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存着，共同成长和发展着。对此，我们应该进行很好的研究。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沉淀样式的变化造成伊斯兰文化与主流文化的隔膜。

不同文化要加深了解

中华文化、西方文化的传统特征是综合性的，但是，近代以来的文化沉淀样式出现了新的特征，就是分门别类的，不同文化、不同学科割裂开来了。譬如科学的概念一般认为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学问，就是理性的、逻辑的、定量分析的学问。所以，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学科有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等，研究人文的学科有哲学、宗教学、伦理学、艺术等。宗教学也分为不同宗教研究。就是说，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化，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对文化的了解越来越窄，眼界越来越狭隘。同时，还设置了一些学科标准，我认为，必要的学科标准是需要的，但不能僵化，因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同样的学科会呈现不同的文化特征。拿哲学来讲，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我们拿西方哲学的标准衡量中国哲学，就会对不上号。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哲学，也一直在讨论。本世纪初，一些学者还在论证中国哲学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从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来讲，都是相同的，我们有理性的判断、情感的寄托、人生境界的憧憬、生命归宿的思考。只要是有精神生命的人，就会有这些追求。人的精神生命也是一个整体，只有理性的追求，没有情感的寄托是不可能的，这些东西是混在一起的。就是说，理性的分析中有情感的寄托，情感的寄托中有理性的分析、生命的思考、完美人生境界的向往等，这其实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从近代以来把它们就分开了，把生命归宿的问题归入宗教，把理性抉择的问题归入哲学，把情感寄托的问题归入伦理，把生命境界追求和向往的问题归入艺术。这一方面促进了学科的进步，另一方面造成割裂，使我们更看不清问题了。譬如所有的宗教都会通过艺术引导人们对完美人生境界的追求，其中有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这些年我们慢慢注意到学科的细分造成不同文化割裂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不加深沟通和了解，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就难以解决。所以，目前全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向传统回归。向传统回归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整体地认识我们的文化。

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曾经做过一个高等院校院系的调整，调整的结果是大学的专业化和单一化，如出现了大量的理工大学、政法大学、医科大学等等，留下了极少数的综合性大学。实质上，综合大学也不是完全综合的，如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都是当时高等院校调整时从北京大学政法学院和农学院分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发现这种高等院校的专业化发展是存在问题的，理工和人文不能完全分离，需要整合，这样又开始在重点大学恢复分出去的一些学科。北京大学现在做一个实验班，进入大学后先不分科，进行通识教育，之后再分科。事实证明，学科的专业化和标准化会造成割裂和分离。

以多样化视角认识宗教的存在样式

我们再回到宗教问题，宗教的概念需要我们重新思考。20世纪初，人们从学科分科的角度讨论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没有宗教文化和宗教的概念。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宗教文化和宗教概念的。佛教中分成“宗门”和“教下”两种不同的宗教传播形式。“宗门”强调“以心传心”，达到觉悟;“教下”强调经典教义，达到解脱。这两种不同的形式是打通还是对立呢?历史上有过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可以打通的。就是说，“以心传心”的觉悟离不开根本经典，经典教义的研究离不开“以心传心”。于是，就形成了“宗教”这个概念。西方分科出来的宗教被称为“religion”，后来借用日文的翻译，我们把西方的“religion”称为宗教。如果借用西方关于宗教的概念，我们中国是没有宗教的。因为根据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宗教——基督教的定义，宗教的根本特征是对造物主和救世主的信仰。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特征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结果是没有宗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万物自然而然生长，根据中国传统说法就是“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天地阴阳之气达到合的状态，万物就自然生长了。阴阳之气的合是自然而然的产生，是没有目的的。魏晋时期，哲学家郭象明确提出“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中占了绝对的主流。所以，中国汉族精英阶层大部分认为中国是没有宗教文化的，中国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随之造成很大的困惑，形成中国人内心没有敬畏心、不可信、没有诚信等错误认识。

那么，除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之外，儒家有没有宗教信仰呢?我认为有。我们汉族地区在家里供着一个很大的牌位，就是“天地君亲师”。这是中国人，特别是儒家最朴素的信仰。《礼记》中有两点很重要，一是报本;二是敬畏。儒道讲“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篇》)天地生万物，夫妇生子女(祖先崇拜)。在中国文化中还特别强调“君师”，君代表着国家。《礼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说治国安民，第一要务就是推行道德教化。对个体而言，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懂得做人的道理。中国有句古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意思是做人一定要学习，要知道做人的道理。所以，一个人就不能忘记国家和师长对你的教育。对社会而言，教育的作用是“化民成俗”，就是教化百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所以，我们对“天地君亲师”不能忘本，要懂得感恩，有敬畏之心。中国儒家强调的报本、感恩、敬畏精神，与伊斯兰教的主张应该是一致的，基督教也是教人感恩、懂得敬畏。这样说来，儒家对“天地君亲师”的信仰可以称为是宗教。这当然不同于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有明确的信仰，核心信仰就是认主独一。这样看来，宗教也是有多样性特征的。从中国儒教的特质看，宗教并不一定是要信仰一个造物主。

中国宗教整体格局：儒释道并存与互补

明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北京大学就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所以，明年也是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是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去欧洲国家考察。考察回来后，他写了一本书《欧洲十一国游记》，书中说，中国之所以出现失败就是因为人心不齐，而中国人的信仰历来又是多元包容的，这就会导致意见的不一致。西方很多事情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欧洲有相对统一的宗教信仰。他认为，中国将来要办成很多事情，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信仰来支撑;从而提出中国应该有一个主体的信仰，以孔教为主体，以孔教为国教，即以儒家的信仰作为中国人信仰的主体。他的这一观点提出以后就引起了争议。中国历来是三教(儒释道)并存和互补的格局，即“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但是，现实生活中，儒家的理念还是占主要地位。

孔教与耶教的差别：人道宗教与神道宗教

中国的孔教和西方的耶教虽然都是关注人的精神问题，但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耶教是围绕着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神(上帝)展开的;中国的孔教是以人为本，围绕着人来展开的，强调的是人的自觉和自律，通过教育让每个人明白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并根据自身的身份为家庭和社会尽责任、尽义务，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概括说，中国的孔教是以人为本的人道宗教，而西方的耶教是以神为主的神道宗教。

康有为的主张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这让我们认识到，宗教既可以是人道宗教，又可以是神道宗教。他提出的观点之所以受到批评，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当时，我们追求的是科学与民主。而在人们的观念中，宗教是与科学对立的，以至于社会的精英分子联合起来组成了反宗教大同盟，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纷纷加入大同盟。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契合性

当时，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也写文章批判康有为，但是，同意中国有主体宗教，即以佛教为国教。其理由是佛教是一种无神宗教。他对佛教的定性是准确的。

佛教是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的主流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认为人是由神造的，生命可以轮回，人的命运也是由神来决定的。佛教的出现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上占主流的婆罗门教。佛教首先认为世界是无神的，万物因缘聚会。这就是佛教最根本的“缘起论”。佛教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万物不能分离。佛教有四句著名的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又展现了宗教的另外一种形态，再次体现了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佛教在印度与主流宗教不合，但在中国，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相契合。人是要靠自己来觉悟，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强调自我的觉悟、自我的约束、自我的提升。道家还强调保持真性、回归自然、不贪念外物。佛教讲缘起、讲因果，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是必然的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自然产生万事万物，是偶然性的。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因缘观与自然观之间有严重的冲突。但是，从哲学上来讲，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辅相成的。佛教讲因果报应，中国也讲因果报应，但中国讲的生命观不是个体的，有一句话讲得很生动：“火尽薪传”(明·寓山居士《鱼儿佛》)，延续的不是我，是我的子孙。中国人认为父母积了德，子女享福;父母造了孽，子女遭殃。《周易》里有句话这样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个体的肉体是要消失的，而群体的生命会在子孙身上延续。在这点上，伊斯兰教认为个体生命也是可以延伸的，追求今后两世，在末日将接受审判。

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精神的一致性

回顾历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都是唐朝传入的。但是，基督教时续时断，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排他性的问题，它的根本理念与中国文化重视现实的精神是相冲突的。伊斯兰教在这点上与中国文化具有一致性，伊斯兰教信仰非常注重现实，将信仰落实到穆斯林的生活当中，即伊斯兰教重视信仰和现实生活的一致性。这一点也与中国文化相似，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入世。所以，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延续，而且不断地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和契合。特别到了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文化同中国儒道思想深度结合。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接纳性与伊斯兰文化的适应性形成对接。文化不怕存在差异，认识不同的文化，不仅要认识共同点，更要认识差异性，认识差异是为了更好地尊重，而非排斥。从历史上，中国文化始终不断地吸收、接纳多样的文化。就本土文化而言，我们把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称为“百家争鸣”，其中代表性的有六家：儒、墨、道、法、名、阴阳。这六大家也是并存的，对天地万物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道理伦理的认识各有不同，但互相影响。有的在吸收不同文化精华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有的却停滞不前。到了汉末，“六家”就变成了主要的“两家”：儒、道。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被儒、道吸收了，这个时期的儒、道已经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儒道，在吸收其他学派的养分之后变得更加丰富了，特别是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精华。阴阳家对宇宙和万物的探讨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阴阳家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科学家。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的著作中就反映了阴阳家的思想，构建了阴阳五行思想，“阴阳的相反相成，五行的相生相克”，揭示了宇宙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可以说，万事万物逃脱不了中国人揭示出来的最简单、朴素的道理。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界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提出来以后，我们才认识到中国早已有了最简单、最普遍、最深刻的科学思想。董仲舒有句话“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所以，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要从相反相成的角度考虑。

国家之法与宗教之礼的互补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伊斯兰文化的内容，特别是伊斯兰历法、穆斯林的数学成就等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另外，宗教都讲礼，这与国家的法形成互补。如果按西方的概念，宗教的这种礼就是“自然法”“习惯法”。对一个国家而言，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需要有老百姓自我的约束——遵礼。如果一个社会全靠国家法律的约束，那人的尊严和主体性就难以体现，人就只能靠外在的法来约束了，内在的自我约束就发挥不了作用。而宗教的教义就是围绕着礼来展开的。中国文化从总体上来讲就强调人的伦理和自觉性。

文化要多元并存互相尊重

文化是多样性的。孟子有句话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物品千差万别，这是客观情形和自然规律。文化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我们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用阶段论文化的发展，用先进和落后、传统和现代区分文化。我们承认文化的区别，但是，文化除了时代性之外，还有地域性和空间性，就是说不同的地域和空间产生的文化是有差别的。人在不同的地域，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有差异。所以，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文化样式、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信仰习俗。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了解不同的差异，最终达成互相尊重。实质上，文化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不能简单地区分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文化上不一定传统的就是落后的，现代的就是先进的。我们要保护地方文化和地方方言，地方方言的消失会带走很多的文化。我们既要学习普通话，又要保护方言。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宝贵的资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化的继承就是要保持好文化的传统特色，更好地让世界享用。传统特色并不是复古，也不是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变化，但不能消除固有的文化特点。所以，文化要多元并存，互相尊重。

伊斯兰文化应引起中国主流社会的关注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300多年经历的是自觉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的思想理念找到了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结合点。所以，明末清初一批伊斯兰学者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沟通和融合。明清时期，伊斯兰教被称为清真教，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被称为清真寺，清真寺的外形与中国佛教寺庙和道观有相像之处。这就是本土化的结果。伊斯兰教在中国1000多年的发展，在中国社会扎下了很深的根，56个民族中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从整体上讲，伊斯兰文化没有引起主流社会和主体文化的关注。我本人觉得很遗憾。我们没有把伊斯兰文化融入我国的主体文化当中。这就需要我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人士、穆斯林和伊斯兰学者共同的努力，让主流社会更好地认识、了解、认同伊斯兰教。这是我们的责任。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发展了1000多年，积淀很深。中国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新的发展。在我们的生活中，伊斯兰教的影响是随处可见的，如全国各地都有清真寺、有清真食品。我觉得，我们的主流文化不能回避伊斯兰文化。我们应通过提升中国伊斯兰文化来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世界伊斯兰文化形成反哺。

中华文化世界共享

现在，我国有一个口号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我觉得“走出去”首先要“走回来”。我们自己的国民对自己的文化不了解，我们怎么能走出去!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有文化自信，积极地建设我们自己的文化，从而，让世界认识到你的文化对大家有取长补短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提“中华文化世界共享。”我们要有中国文化的自信，要看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元包容、丰富多彩”的特质。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篇文章是楼宇烈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领导班子研修班上的演讲，敏俊卿、韩积善根据录音整理。题目系编者所加)

(本文原载《中国穆斯林》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