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遇袭的枪声犹在耳畔，11日又有百万人走上巴黎街头游行，高呼“我是查理”，呼吁捍卫言论自由、谴责恐怖主义。此情此景似已证明“文明冲突论”和“伊斯兰威胁论”所言不虚——“查理遇袭”不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第一次冲突，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随着西方的没落与欧洲的穆斯林化，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和抗拒现代文明的伊斯兰之间的冲突只能愈演愈烈，有人预言：“查理不是终点!”

问题是，且不论这种将西方与伊斯兰教简单对立起来的东方主义思维是否站得住脚，如果真想找到症结所在，就不该以伊斯兰威胁之类的“神话”为出发点，而要拿出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法国的社会现实中去探寻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

目前认定，这是一起由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策划的恐怖袭击，目的是为了报复《查理周刊》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亵渎。然而，主犯库阿希兄弟都是在法国出生、长大的穆斯林移民后裔，从小接受的应该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精神熏陶，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被极端组织所吸引，走上一条不归路呢?甚至有分析人士称，《查理周刊》遇袭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拥有大量穆斯林的欧洲国家都是一次预警，还有一些同样来自欧洲、并曾在中东参加过“圣战”或接受过培训的恐怖分子有可能从这次事件中受到启发，未来欧洲将进入恐怖活动的高发期。此言一出，人人自危!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严重呢?有什么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危局呢?这一事件的深层背景要从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说起。

第一个问题是，法国究竟有多少穆斯林移民?他们是怎么进入法国的?目前，法国有642万穆斯林，约占其总人口的10%，是欧盟各国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基本都是外来移民及其后代。法国的大规模穆斯林移民潮始于二战结束后，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绝对数量不断上升, 取代了南欧移民成为法国最大的移民群体。这些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以及在法国本土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就构成了今天法国穆斯林的主体。

第二个问题是，穆斯林移民在法国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如何?穆斯林移民曾经对法国社会和经济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经济的停滞，处于经济结构的底层穆斯林移民面临失业和困境，沦为国家福利的“负担”。

据统计，穆斯林群体是目前法国失业率最高的社群，从事低端工作领域的穆斯林比例远高于其他群体，即便如此，他们在求职过程中也常受到歧视。此外，法国穆斯林大多数居住在大城市的郊区，居住条件落后，公共设施恶劣，教育资源稀少，陷入了阶层固化的恶性循环。出生在法国的新一代穆斯林，发现自己即使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仍无法通过努力而改变命运。

与此同时，在外来移民群体中，法国穆斯林的出生率最高，年轻化程度也最高。当前法国穆斯林移民以第二代和第三代为主体，他们出生在法国，深受共和精神的熏陶。与第一代移民不同，他们追求的不在仅仅是物质的满足，还包括社会的平等。当他们发现现实社会中只保障形式的平等，并缺乏实质的平等时，只能陷入困顿与迷茫，一些人转而从宗教中寻求认同与尊严。

第三个问题是，针对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法国政府出台了什么样的政策来促进他们融入法国社会?

法国政府一贯坚持以“共和模式”为原则的移民政策。该模式脱胎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共和国价值观，其特点在于：只承认个体的公民权利，拒绝以种族、宗教等群体性标志将公民分成不同的群体。在移民问题上属于强同化、高认同模式。在承认外来移民的公民权利的同时，要求其必须首先认同共同的法兰西价值，放弃本身的宗教文化与传统价值，隐含着法兰西文化的优越感。2004年法国颁布的“头巾法案”就是法国政府根据“共和模式”推行强行同化的产物。

“共和模式”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共和模式”根植于法兰西文明对自由主义及其普世性的推崇，然而，普遍主义的同质化困境导致该模式无法兼顾复杂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在竭力维护形式平等的同时，只能造就更多的现实的不平等。其预设的融入只是个体的单方融入，忽视了移民作为一个群体所面对的一系列不平等。这种无视差异，表面公正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

对于“共和模式”法国人一直引起为豪，认为它代表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精神。不可否认，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种模式一度被认为是移民融合模式的典范。究其原因，穆斯林移民在当时的数量和力量有限，只能被动地从属于主流社会。然而，2005年发生的“巴黎骚乱”被称为“1968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骚乱”，暴露出法国对待穆斯林移民的模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一元化的“共和模式”已不适应法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无法顾及多样性带来的差异是“共和模式”的致命伤，并且随着多样性的日益突出，“共和模式”日益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第四个问题是，这些法国穆斯林移民是否皆是“狂热的宗教信徒”?都属于“潜在的恐怖分子”?

法国《世界报》的一项专门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将伊斯兰教与“暴力”相联系，66%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是“落后”的象征，71%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徒的“狂热行为”多于“宗教宽容”，更有高达76%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压迫女性”。

在个别媒体对负面信息的刻意渲染下，伊斯兰教被等同于恐怖主义。而类似“查理遇袭”的公共事件又加剧了法国民众对于伊斯兰教“不宽容”、“暴力”以及“反民主、不自由”的负面印象。在绝对言论自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合谋”下，“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似乎成了铁定的公理。

事实上，伊斯兰教并非铁板一块的信仰体系，穆斯林内部存在着地缘、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而“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恰恰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伊斯兰教内在的多样性。他们认为，只有一个由民主、自由、世俗主义等价值凝聚在一起的、铁板一块的西方文明，才能对抗另一个铁板一块的伊斯兰文明。

仅就来源而言，法国穆斯林内部就有阿尔及利亚移民、土耳其移民之不同。而就融入程度而言，也存在较大差异。有“融入同化型”，即接受了世俗原则，较好地适应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有“对抗同化型”，即与法国社会格格不入，拒绝接受世俗化，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而更多的穆斯林移民年轻一代则被堵在同化的单行线上，既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又丧失了自己的原生文化，面对结构性歧视，发现所谓平等只是形式的平等，而没有实质的平等，只能徘徊不前，沦为社会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边缘人”，其中的少数人则被极端主义所鼓吹的激进思想所虏获。

调查显示，法国穆斯林移民在恪守宗教功修方面趋于简单，而且年龄越小宗教色彩越淡化。2005年巴黎骚乱的参与者中不少都从不进清真寺，他们参加骚乱的原因是为了获得社会的关注，参与者坦言：“我们要改变政府，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纵火，别无他法。”可见，与宗教方面相比，法国穆斯林移民更关心的是社会地位的转变，生活状况的改善，而不是散布伊斯兰威胁论者所说的那样：普遍具有传播极端主义的狂热倾向，个个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最后，回到本文的主题“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穆斯林移民才真正成为一个所谓的“问题”，而这一时间正是法国经济从增长走向衰退，失业率不断攀升的节点。这或许已足以说明问题。

一些法国本土民众认为，穆斯林移民抢占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事实上，穆斯林移民是失业率最高的群体，而且从事的往往是本地居民不愿从事的低报酬、重体力劳动，就业的结构性差异决定了后者对前者并不构成真正威胁。

还有人认为，穆斯林移民拖家带口，无所事事，白白消耗法国的社会福利，甚至主张将穆斯林移民全部驱逐出境。然而，正如一位工作多年的穆斯林移民所说，在为法国人修建了那么多幢住宅之后，却还不能申请到一套低租金公寓。现实版的“卖炭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本质所在。法国穆斯林移民在法国经济繁荣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经济出现衰退时，又被抛出来当作替罪羊。这一幕何其眼熟!

而最擅长煽动族群对抗与仇恨而大获其利的正是法国的极右翼政党。极右翼分子勒庞创立的国民阵线党，为了在法国大选中赢得选票，20世纪80年代初便将矛头指向外来移民，指责外来移民加剧了法国的失业状况和犯罪率，穆斯林人口的急速增长必将改变法国社会的人口构成和文化传统，是法国社会的痼疾。由此产生了所谓“欧拉伯论”，通过对原本指代欧洲-阿拉伯对话的“Eurabia”一词的曲解，鼓吹欧洲正面临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的危险，迟早有一天，欧洲将变成“欧拉伯”，巴黎将变成“巴黎斯坦”，以基督教为底色的西方文明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然而，事实上，目前穆斯林移民人口比例还不到欧盟国家人口总数的5%，这样的担忧，与其说是杞人忧天，不如说是别有用心。

根本而言，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是法国社会现实在穆斯林群体身上的折射。如果揭去其移民身份或宗教身份的特殊色彩，对这一问题的最佳表述应该是——“论政治与经济双重压迫下的法国某群体的边缘化生存状况及其抗争”。

所谓“文明冲突论”、“伊斯兰威胁论”以及弥漫欧洲“伊斯兰恐惧症”都是刻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煽动性的言论取代对真相的探寻，以各种关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的无知、武断、陈词滥调以及负面言论来表达他们的“傲慢与偏见”。然而，如果要他们指明问题的本质所在，其人往往顾左右而言他。

宗教因素只代表法国穆斯林移民的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力量，而社会现实才是决定性因素。从所谓“一神教的排他性”、“古老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及“现代文明与野蛮传统的对抗”中找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是欧洲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凝聚社会，形成共识，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面对经济转型，社会波动，片面强调言论自由的极左翼不可取，因其无益于凝聚社会，实现共识;煽动仇恨与对抗的极右翼同样不可取，因其做法早已有人尝试过，只落得身败名裂。而对整个社会而言，将社会问题、经济衰退归咎于某个群体是非常缺乏理智和短视的做法。以将社会撕裂为不同的群体为代价，企图在更小范围内维系凝聚力的做法更不可行，因为人为制造出来的次级社会，必将面对被再次撕裂的危险。

自然资源虽然有限，但真正宝贵的资源却是人类无限的创造力，通过压制人的生存、发展以及创造的潜能来实现资源节约的做法，在任何时候都不是解决危机的恰当方式，甚至连权宜之计也算不上。就此而言，马尔萨斯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逻辑上也是片面的。

当今世界，从平等原则出发的民族政策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忽略社会成员的族群身份差异，强调公民身份的平等关系;另一种是重视结构性不平等，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给予优惠待遇。法国的共和同化政策属前一种，中国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后一种。应该说，法国“共和原则”的短板正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优势，中国应注重发挥自身制度的优势，扬长避短。最应避免的是，盲目模仿法国模式的强同化策略，忽略群体性差异的客观存在，片面强调公民的绝对平等与一致，对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质疑。这种邯郸学步，不仅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连自己的原来的本事也丢了，甚至火上浇油，引发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内地的穆斯林先民也曾经历过从外来蕃客到土生蕃客，从外国侨民到本土居民的历程，最终形成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并通过与中国社会的相融共存，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目前，中国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正处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唯有通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突破资源的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发展，从根本上遏制消除可能产生民族问题的社会根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