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61年是我国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的一年，为了贯彻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伊协仍组织了每年一度的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但这一年只组织了7人的朝觐团。团长杨辛，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厅长;副团长沙梦弼，广州市光塔清真寺阿訇;秘书长杨润身，中国伊协秘书组组长;石崑宾，北京市天桥清真寺阿訇;马若飞，北京市儿童医院医生;阿伊明，中国伊协干部;马善义，阿文翻译。根据中国伊协的安排，1961年朝觐团不组织到其他国家去访问。这一年的5月25日站“阿尔法山之日”，也就是大朝的日子。因此，我团须在5月中旬抵达沙特阿拉伯，朝觐团于4月底集中，办理出国手续。上次朝觐回来的哈吉们介绍情况，并建议今年的朝觐团走北路。我们于“五一”前乘苏联图104航班经莫斯科、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去开罗。在那里等待沙特驻埃及大使馆的签证。朝觐团到开罗时，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两位官员詹世亮、王世杰同志前来迎接。这位同志后来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和中国驻巴林大使。我团在开罗做朝觐的准备，在拿到沙特签证后，我们“受戒”，去沙特阿拉伯的吉达。
当时中国的朝觐者之路是非常困难的，沙特阿拉伯王国没有我国使馆，也没有我国派出的任何机构。抵沙后唯一接待我们的是沙特麦加人哈桑·苏卜哈尼，其职业是：“穆塔韦夫”(朝觐天房的向导)。据介绍，凡是到麦加朝觐的中国人包括我团和台湾团均由他来当向导，他还负责接待东南亚的各国朝觐者。我团从北京出发前的一个月就给他发去电报，请他代订麦加的宾馆。5月17日我团抵达沙特吉达国际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哈桑·苏卜哈尼的儿子侯赛尼·哈桑·苏卜哈尼。过吉达海关时，因为我们有一本外交护照，七个人的行李很快就过了海关。侯赛尼租了一辆车去麦加。在路上，向导领我们念“应召词”“乱白看拉混买，乱白凯……”。进麦加时，我们在“侯代宾亚”清真寺礼了两拜“副功拜”。经过了一根白柱，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圣地-麦加。我和团内的阿訇们同各国朝觐者们高声念“应召词”。“克尔白”(天房)就在许多建筑之中，她的外部覆盖着用镶金绣《古兰经》文的黑色的丝幔。我们不能忘记第一次见到“克尔白”的激动心情。我和沙、石两位阿訇望着天房热泪盈眶。我忆起我的家庭和我的老人们，他(她)们是那样虔诚地叩拜真主，每日朝向“克尔白”礼拜，他(她)们一言一行不忘记自己是个穆斯林。今天他们的后代来到了“克尔白”，祈求真主赐予我们朝觐成功，祈求真主慈悯老人们，赐予世界穆斯林幸福、安康!
到麦加后，向导陪我们去了埃及旅馆。放下行李后，向导带我们转天房。我们穿过挤满人群的庭院，走向神圣的玄石，这是易卜拉欣先知修建天房的遗物，游转天房时均以它为起点和终点。朝觐者们都热切地希望抚摸它或吻它，但人群太多，挤不上去，人的浪潮把我们推来推去，我们一面随着人潮向前移动，并高声念赞词。转天房后，我们在“赛法”——“买尔卧”两山之间奔跑七次，并饮“渗渗水”。 “开戒”后我们回到了旅馆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三点钟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等待着伊历十二月九日的“阿尔法山”大典。按教法规定，凡朝觐者必须在“阿尔法山”诵经、礼拜，直到日落，这是“天命”。日落后再回到米那的路上，我们住宿“穆斯德里发”，然后再回米那射石打鬼。
伊历十二月十日是古尔邦节。早七点钟，朝阳直射米那山城，晴空万里，汇集这里的各国朝觐者，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都穿着本民族的盛装，互致节日的问候。我们中国朝觐团穿着中山装，头戴白帽和维吾尔族帽，准备向国王贺节。在埃及旅馆里，各国哈吉们都来向我们贺节，同我们亲切握手、拥抱。上午九时后，向导陪我们去米那王宫。来到王宫，每人被招待喝一盅苦咖啡，后由礼宾官指引见国王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孜·沙特。沙特老国王归真后，他于1953年继承王位。杨辛团长首先向国王转述中国穆斯林亲切的问候，并祝沙特阿拉伯王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国王对杨团长的祝贺表示感谢，他希望朝觐团回国后转达他对全体中国穆斯林的良好祝愿，并希望中国伊斯兰教事业取得更好的发展。
1961年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圆满地完成了朝觐的各项功课。在朝觐过程中，我团同沙特政府进行了友好接触;同各国朝觐者一起做宗教功课，体现了新中国虔诚穆斯林的良好风尚，受到了人们的好评。在沙期间我团还接待了回、维吾尔族华侨，向他们宣传了国内的形势，欢迎他们回国探亲、访友、观光。
二、1962年，我国人民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迎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当年中国伊协组织了5人的朝觐团赴麦加朝觐。这五位成员是：团长麻佩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广元(北京市牛街清真寺阿訇)、阿卜杜拉·伊玛木(乌鲁木齐市洋行清真寺阿訇)、阿帕尔(中国伊协干部)、马善义(阿文翻译、国内秘书)。
这一年的大朝日，即站“阿尔法山”的日子是5月14日。朝觐团于四月下旬集中办理出国手续。我们仍走北路，过莫斯科时请我驻苏联大使馆予以关照。为了节约开支，我团住在驻苏使馆招待所，生活也非常方便。当时驻苏刘晓大使很关心我们，指示食堂新制灶具，要求把清真饮食搞好，当我团抵达开罗时，驻埃及使馆的官员迎接我们，并安排我们住在埃使馆的招待所里，陈家康大使还接见了我们。我们每日都在大使馆邸用餐，有时陈大使同我们一起用餐。
1962年的朝觐是比较顺利的，我团完成了朝觐的各项功课，并去了麦地那、但对我个人而言却忘不了一件事。就在5月14日，我们驻“阿尔法山”时天气十分炙热，我团5位哈吉在帐篷里礼完“响礼”和“哺礼”拜后，我突然病倒了，上吐下泻，头痛得十分厉害，倒在地下不想起来，麻团长和我的老同学广元非常着急，也惊动了其他帐篷里的各国哈吉们，叙利亚的一些女哈吉们用她们自己做的冷冻的柠檬水给我洗头，无济于事。广元和一位埃及友人背着我来到了专门来这里为哈吉们服务的突尼斯新月医疗中心，为我精心的治疗——吃药、打针。我还记得，一位胖胖的黑人大夫走了过来，口念“真主伟大”给我打了一针，当时我就舒服多了。广元把我搀扶着回来。经过一夜的休息，我痊愈了。事后，麻团长对广元和我说：“善义病倒了，我心情沉重，1955年中国朝觐团上海哈吉宗棣棠也是在‘阿尔法山’病倒了，无常在这里。我们团5人，回去后4个人，我怎么向组织上交代，我们感谢真主哇!”
1962年5月15日，是古尔邦节。我们穿着节日盛装去米那王宫向代国王兼首相费萨尔祝贺节日。费萨尔以“两圣地仆人”的名义并代表沙特政府和人民向中国人民和中国穆斯林问好，代国王对我们很友好。
朝觐的各项功课完成后，我们在麦加向导的陪同下乘飞机来到了伊斯兰教第二圣地——麦地那。麦地那的“先知寺”是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9月建成的。初建时该寺比较简陋，经过历代的扩建，特别是经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几次修建后，先知寺变得更加雄伟、富丽堂皇了。抵达圣寺后，当地向导为我们引路，我们瞻仰了圣陵，做了礼拜，在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圣女法图麦墓前诵经并作了“都阿”。我团在麦地那期间还游览了“吴侯德烈士陵园”、库巴清真寺等伊斯兰教古迹，于次日乘飞机返回麦加。
回国时，我们仍走埃及。乘埃航从吉达到开罗。因沙特与埃及两国当时关系紧张，埃航拒绝哈吉们携带“渗渗泉水”上飞机，凡带水的一律倒掉。埃及政府还规定，凡从沙特朝觐回来的旅客，必须在图尔沙漠里停留三天接受检查，方能进开罗。驻埃及使馆的同志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次日我们乘苏联航班抵达莫斯科，后来改乘莫斯科——北京的列车经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入我国的二连浩特市。这一次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在境外停留了将近一个月。
三、1963年中国伊协组织了五人的朝觐团，成员是：团长禹占林(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主任)、金宝珍(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民委副主任)、马连升(北京市回民医院医生)、张志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研究班学员)、马善义(中国伊协外事组干部、阿文翻译)。朝觐团于四月份组成，当年的“阿尔法山”日是在5月3日。这次朝觐团走的是南路，即从昆明出境，经由仰光、卡拉奇去沙特吉达。到卡拉奇后，我团住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里，等待去沙特的签证。当时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接见了我们并对文化参赞朱汉民说，我们要很好的关照朝觐团，祝他们朝觐成功。次日，我同使馆二秘去沙特驻巴大使馆拜会沙特驻巴大使，大使很友好，很快给中国朝觐团办理了签证。1963年4月25日，我团在卡拉奇“受戒”去机场，巴航招待我们坐头等舱，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沙特吉达国际机场。麦加向导侯赛尼·苏卜哈尼来迎接我们，并陪我们前去麦加。我们把行李放在埃及旅馆后转天房、在赛法——买尔卧两山之间奔跑，办完了宗教功课后我们回到了旅馆已经是凌晨了，我们开了戒，等待去“阿尔法山”。
伊历12月9日是站“阿尔法山”日子。伊历纪元第十年先知穆罕默德在这里宣读真主降示的最后一段经文。“阿尔法”系阿拉伯语“认识”的意思，在宗教上认为，当年人祖阿丹和夏娃夫妇在此地“相认”;另外，取其意思，世界各地的朝觐者，不分肤色和种族身着同样的戒衣， 每年一度在此相认。对每位朝觐者来说，这是个神圣的日子。但1963年这一天(即：公历5月3日)一伙操汉语的歹徒闯进中国朝觐团的帐篷来寻衅，一个人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不是来朝觐的，你们是为共产党做宣传来的，你们在我们家乡杀了多少人呀!”另一个把我团的团旗抢走，还有一个胖子手里拿着刀子闯进了我们的帐篷，并把刀子放进帐篷，然后在外边喊：“共产党拿刀子杀人啦”。这些人是有计划、有目的来闹事的，背后有人指使，我们看到台湾“使馆”的人在外边活动。歹徒们的挑衅，惊动了各国朝觐者，埃及旅馆的经理首先前来慰问，他不停地对我们说：“真主是同忍耐的人在一起的。”我们对各国朝觐者说：“中国朝觐团是来朝觐的，《古兰经》说在圣地没有恐惧，只有安宁，在朝觐中当戒除淫辞、恶言和争辩，而那些人在圣地作恶，将受到真主的惩罚”。一位斯里兰卡的朝觐者特意对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全过程，那个胖子闯进了你们的帐篷，把刀子扔进了你们的帐篷里，我以真主发誓，你们是无辜的。”麦加向导的父子都来了，我们通过向导向沙特政府提出了申诉，在神圣的土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恶，沙特政府应该对中国朝觐者的安宁、生命负责。调查作恶的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阿尔法山”事件后，费萨尔国王在吉达王宫单独接见中国朝觐团。陪同接见的有后任沙特国王哈立德、法赫德、阿卜杜拉及其他亲王们，这是很罕见的。团长禹占林向国王问候，并向国王赠送纪念品。国王说，“你们在(沙特)王国生活得好吗?”团长：感谢国王的关怀，并简要的叙述“阿尔法山”事件，费萨尔说：“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对于前来朝觐的每位哈吉都是保护的，圣地无恐惧和担扰，这个请你们放心，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穆斯林来圣地朝觐，请回国后向中国人民和穆斯林问好!”费萨尔国王接见后，向导把我团团旗交给了我们。
事隔一年之后的1964年朝觐期间又发生了台湾“使馆”指使在沙特的华侨诬告中国朝觐团的翻译之事。1963年和1964年中国朝觐团发生的事件，绝不是偶然的，都是台湾“使馆”有计划、有目的策划的。自1965年至1979年，中国伊协暂停组织了朝觐团。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已经走过了六十个春秋，她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协助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赢得了神州大地各族穆斯林的赞扬，也获得了国外穆斯林的好评。伊协组织的朝觐团按伊斯兰教的规定完成了朝觐的各项功课，同时以实际行动消除、澄清外界对新中国的误解和诽谤。从本人第一次朝觐至今已53年了，那时中国人民刚摆脱了贫困、百废待兴，中国伊协仅组织了5-7人的朝觐团去麦加朝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昌盛，国际交往的加强和穆斯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每年都有万名以上的哈吉们完成了朝觐“天命”，我们怎能不为此欢呼呢?在此喜庆的日子里，作为伊协的老兵，我们铭记中国伊协成立60年来辉煌的发展历程，衷心祝愿中国伊协抓住机遇、万众一心，为我国各民族穆斯林再创美好的未来而奋勇拼搏。
